数月前，在一次谈论乌克兰战争历史起因的讲座中，我提到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对乌克兰战争的判断，以此来证明帝国野心才是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的源头。有一位来自莫斯科大学的听众反驳道——杜金只是当今俄罗斯政坛的边缘人物，他对普京决策的影响力应该是极为有限的。
凯恩斯在1936年曾说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想法，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比人们通常理解的要强大。事实上，这个世界几乎不受其他东西的支配......当权的疯子们，他们彷佛是从空中听到声音，但实际上是从多年前的学术涂鸦碎片中提炼出他们的狂热。我确信，与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大大夸大了。”我赞同凯恩斯的这一看法。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政治影响力，有时不在于他能够具体地接近权力中心，或对某个决策施加多大的改变，而在于他/她能够塑造某种声音，制造某种“势”，从宏观上积压决策者的决策空间。
这里要探讨的就是亚历山大·杜金这样的俄罗斯政治边缘人物的思想资源从而何来，又具有何种影响力的问题。
一、望向西方还是看向东方？
“在欧洲我们是跟随者和奴隶，但在亚洲我们应该成为主人。在欧洲我们是鞑靼人，但在亚洲我们就可以成为欧洲人。”
在此，不能不从俗先讨论一下“欧亚主义”（Eurasianism）这个名词。正如历史上所有的思想一样，在不同的人眼中，它有不同的涵义。诸多涵义的大体共性是，它倾向于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欧亚国家（而不是欧洲国家），是被一个独特地域包含着的独特文明。
欧亚主义的最初来源，似乎可以追溯到俄罗斯帝国晚期开始产生的思想争论。在十九世纪中叶，俄国就有所谓的西化派与斯拉夫主义者之争。西化派不用多言，斯拉夫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化派的反义词，即认为西方那种自由主义、理性主义、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要不得，要从“传统资源”中寻求力量。
应该说，这种“往回看”的事情在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发生，但是在俄罗斯，“往回看”有一个特殊问题，那就是看向何种传统。有些人，如尼古拉一世时期（1825年至1855年在位）的教育大臣谢尔盖·乌瓦罗夫所提出的口号——正教、君主与民族——后来成为俄罗斯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这当然望向的是伊凡三世（1462年至1505年在位）以来的沙皇专制主义时代。另一些人，如索尔仁尼琴，则喜欢的是沙皇专制建立之前的“波雅尔贵族时代”。另一位“国学大师”德·谢·利哈乔夫则往北看，即北欧斯堪的纳维亚文化，认为俄罗斯之根自北欧而来。但是无论往哪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基本上大家都还只是看向俄罗斯的欧洲本土。对东方，还是不屑一顾居多。
虽然帝国的头像是双头鹰，但这只是地理面向，在文化传承上，一直是西重于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道：“在欧洲我们是跟随者和奴隶，但在亚洲我们应该成为主人。在欧洲我们是鞑靼人，但在亚洲我们就可以成为欧洲人。”可以看成是这种心理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