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诈骗产业升级：数据泄露、加密货币、政经崩坏，你我都可能是下一个

（布犁，自由撰稿人，目前在东南亚做社会观察）

这几天来，东南亚从人们心心念念的疫后旅行目的地，变成了可怕的、甚至地狱般的人口贩卖故事中心。在一系列媒体文章报道下，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的产业链被一层层剥出：故事中包括了从各地骗人去“工作”的蛇头、跨国黑帮、人身禁锢、绑架……在港台网络上，各种关于柬埔寨的meme、漫画和笑话也被二次、三次创作出来。只不过，在台湾官方公布的上千人“消失于东南亚”和越来越高的港人求助个案数目面前，调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恐怕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解读了。

笔者近期在东南亚短暂旅行。一路上也听一些学者乃至普通人提到诈骗和人身禁锢相关的故事。但较为令人意外的，并不是这些产业仍在运作乃至扩展到更多区域，而是信息之间的时间落差。

比如，如果没有近期的媒体曝光之前，在港台可能不会有太多人意识到，有那么多人在这些年牵涉进了如此庞大的地下产业。或者，人们会仅仅认为那是中国大陆才会卷入的东西；而在大陆，交谈中我发现，许多人（甚至不少资深记者）都已经以为：在近年来的各种反诈骗政策——如安装手机APP、大幅度提高银行卡门槛、通过“连坐”法“劝返”诈骗从业人员，以及因为防疫政策一直严管国门之后，东南亚的诈骗产业，就算没有彻底偃旗息鼓，应该也是元气大伤了。

然而，东南亚现实让诈骗的话题一下子重新进入视野。相比前些年的报导，新的变化在于，这两年的诈骗故事中出现了更多人口拐卖和暴力人身控制的传说。可以确定的是，暴力将人拉入诈骗领域的传言变多了。比如，在泰国时，一位路上碰到的商人提醒笔者：“同时会英文和中文的人去泰缅边境要小心，他们正好在找这种人，抓去园区关起来搞诈骗。”还有人跟笔者诉说了做生意的朋友因疫情失去大量收入，转去东南亚参与诈骗行业并最终人间蒸发、生死不明的故事。

笔者很难分辨这些故事是否完全可靠。但在一些网络平台，比如小红书和一些东南亚华人资讯站上搜索“诈骗”，能看到不少这两年间发布的东南亚信息——“诈骗园区实景”、“人间地狱妙瓦底”、“拯救女儿”、“西港特大绑架案内幕”……可见，这两年间，尽管因为瘟疫，两岸三地媒体对东南亚的诈骗故事报导不多，但这整个产业却仍然活着，并且有变得更为暴力之趋势。

目前的许多分析，比如《端传媒》先前刊出的评论，都已经指出，如柬埔寨之类的国家举债发展、吸引中国和外国热钱的模式，加上北京对外汇的严格管制等政策转向，合在一起使得诈骗产业在东南亚坐大。不过，如果仅仅只有这样，那么这一黑色产业仍然是有机会加以遏制的。但以笔者的了解，东南亚的诈骗及其所带来的现代奴隶制、人口贩卖和其他问题，完全可能进一步恶化下去。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想要大致勾勒出这个更灰暗未来的某些轮廓。一方面，诈骗产业的基本土壤正在扩大；另一方面，其运营模式、人力来源和渠道，正在出现新的变化，这些变化，让我们足以对未来预期得更为悲观。不过，需要说明的是，面对这样的一门产业，笔者没有足够的一手资料，一些判断也仍然是猜测和预估，且希望它们并不会真的变成未来的常态。

数据泄露锚定受害者：诈骗产业的“供应链”

数据泄露中甚至已经存在着“淘洗”的过程——对海量个人数据加以筛选，寻找到那些能够加以利用、更有机会堕入骗术陷阱的信息，再打包卖给诈骗公司。

在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诈骗产业的运营方式几乎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不同商人、学者都对其知晓三五分。在很多人印象中，“诈骗”常常和“电信”结合在一起，但实际上，现在的这条产业链，已经远远超出了“电信”的范围。

诈骗产业链之所以能大规模存在，离不开大量的数据供给。多年来，随着全球各地的电子商务、电子支付乃至网络购物平台不断发达，个人信息的泄露几乎已经变成了常态。根据笔者听到的描述，数据泄露中甚至已经存在着“淘洗”的过程——对海量个人数据加以筛选，寻找到那些能够加以利用、更有机会堕入骗术陷阱的信息，再打包卖给诈骗公司。

这样的数据加工和筛选，则和几个常见的诈骗模式深度结合——这些模式其实已经沿用了数十年乃至更久，并且屡试不爽。比如，早在“杀猪盘”这一词汇流行之前，基本结构类似的“网恋诈骗”就已经风行多年了。如今，诈骗一方仍然会打造年轻、光彩靓丽的人设——美国亚裔青年、青年金融才俊、甚至LGBT金融家等等，然后以外貌吸引，在社交平台上联系到潜在的受骗对象。但外貌并不作为直接卖点。骗术一方往往包装成自己是有现实业务的——比如金融投资品——这样一来，被骗一方的理解就变成了“和俊男/美女一起赚钱”。于是，在“就算被骗了也不是大钱”的心态下，骗术一方会象征性让他/她赚一笔小钱，从而放下警惕，最终，在一大笔金钱投入之后，诈骗方收网捞鱼，完成业务。

大数据时代为这样的骗术提供了更精确的信息——通过高价购买被筛选过和处理过的数据，诈骗集团可以更容易定位到那些容易上钩的人。比如，扮成女方，会选择那些有财务能力又年纪较大的男性；扮成男方的则选择那些在家中不参与工作，但丈夫经商、有钱的“富婆”。在高企的诈骗成功率面前，处理和贩售“精酿”过的个人数据，也成为了暗网上的可观业务。

多层的、分工明确的系统，多少也代表着整个诈骗产业的体系化、公司化和常态化。

社交平台如今也被各种诈骗公司玩得极为灵活，类似电报（Telegram）这样可以避免政府监管的平台只是基础。而其他平台，如WhatsApp，乃至约会交友软件Tinder等地方，诈骗也可以娴熟地“开展业务”。比如，一位在泰缅边境做研究的学者告诉笔者，在当地打开这些交友平台，会发现有大量不断更换头像和个人信息的账号，这些账号大多数都是诈骗号，不断等待有人上钩。

社交平台声称自己有各种监管办法。但诈骗集团早已轻车熟路。诈骗公司会开设好几个层级的社交平台账户，以不同的操作手册指导——一些账户是“自杀式”的，不需要能存活很久，作为招徕受骗对象的初级入口。如果小号这边有人“上钩”，那么接下来一步就是将上钩的“客人”分流到下一层级的社交账号（“换个地方沟通”）。这种多层的、分工明确的系统，多少也代表着整个诈骗产业的体系化、公司化和常态化。如今在种种报导中，我们都看到，许多卷入诈骗产业的受害者都表示“公司”给他们发放手册，照着手册做就可以开展骗局。

像这样的供应链，已经愈来愈成熟，这意味着，在未来，随着更多人进入数字经济，通过大数据淘洗对接传统诈骗模式的这一全球黑色产业，事实上在获得越来越深厚的土壤，营收能力还会更强。

诈骗业务的“国际化”与加密货币化

传统的诈骗模式不光是华人专利，也可以扩展到其他社会。可以想见，就算未来两岸三地出身的人能够避免踏足这一火坑，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华人乃至非华人作为劳动力卷入链条。

随着中国大陆对诈骗渠道的日益限制，“传统”的诈骗业务也在寻找新的模式。这使得“国际化”的业务成为了未来的一大趋势。

所谓国际化，首先体现在诈骗对象不再只是局限于中国大陆，而是扩展到海外华人，乃至欧美人中间。比如，澳大利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月至五月，澳大利亚人在互联网诈骗中共损失了2亿500万澳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66%。这证明，传统的诈骗模式不光是华人专利，也可以扩展到其他社会。

“现在都直接用Google翻译操作就可以了”，在东南亚时，有人聊到如今诈骗的趋势，这样告诉我。可以想见，人工智能翻译日益成熟后，国际诈骗就像国际交流一样，门槛降得越来越低。这意味着，在压力和动力的共同作用下，东南亚诈骗产业的“国际化”水平在未来几年很可能会快速提高。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社交媒体上搜索泰缅边境诈骗园区扎堆的妙瓦底或其他“特区”。然后你就会发现，最近几个月，随着各国国境的开放，“招工”启示又格外活跃了。诸如“色粉”、“刷单”、“快杀”，“客服”和“开发”等岗位正在大量开放招募，甚至还注明“不禁足”、“不骗”。而在这些地方的各种社交网络招聘群里，越来越多的“招聘”已经注明招募“英文客服”，“中英双语”。“电脑打字会英文”乃至“英文特流利”成为了新的需求。这多少证明，整个诈骗产业也随着许多行业一样，在“产业升级”，在“走向国际”。

和这一“国际化”路线相配合的，是诈骗业招工/奴工模式的全球化。既然曾经以中国大陆人为主的产业在北京的打击下遭遇了“用工荒”，那么港台人、东南亚华人，就成为了新的“韭菜”。如今，许多在线招聘启事，都开始急求“缅甸华人”。

可以想见，就算未来两岸三地出身的人能够避免踏足这一火坑，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华人乃至非华人作为劳动力卷入链条。所以，仅仅打击那些出国参与诈骗的基层中国大陆人士，乃至再扩大到打击港台蛇头，对打击整个产业来说，最多不过是促成“产业升级”罢了。试想，2021年中国官方宣布有多少诈骗犯回国？这个数据阻止了今年的奴工事件吗？

整个诈骗产业还有另一大走向，那就是快速转向加密货币和更新的互联网金融领域。

在此同时，整个诈骗产业还有另一大走向，那就是快速转向加密货币和更新的互联网金融领域。比如，上文提到的澳大利亚数据中，占比最大的就是加密货币诈骗。这些诈骗可以是投资产品的形式，也可以是虚假交易平台等形式。

加密货币在当前的火爆刺激了这一领域的诈骗增长，而其性质本身，也使得在这一领域打击并不容易。近年来，中国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多投资加密货币。一些分析甚至认为多达十分之一的中产阶级有接触“币圈”投资。虽然这些数据未必可信。但可以想见，许多担忧产业增值空间和“财富自由”的中产阶级——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其他地方，在国际经济形势愈发不稳定，政治对经济介入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都尝试通过投资加密货币绕开政府监管。而这个过程中一旦产生数据泄露，就会变成诈骗公司的“商机”——哪些人接触过，或者可能对加密货币感兴趣，哪些人有大量的此方面业务。精准定位之后，利用他们惧怕政府或贪图利益的心态，加密货币诈骗就能够大行其道。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尤其是东南亚，越来越多人都在参与加密货币交易，甚至包括许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比如，据报导，缅甸的民主派武装就在使用加密货币交易，以避开军政府对他们组织施加的经济封锁。而也有人猜测，类似缅甸军政府和俄罗斯政府，也会试图用加密货币绕开国际制裁。这意味着，在东南亚尤其是缅甸这样的地方，未来会有更多的加密货币使用，这意味着这一领域的门路更多，脱离全球监管的趋势更强，也给诈骗提供了更多更丰富的可能性。

缅甸，会比柬埔寨更差吗？

今天发生在东南亚诈骗产业中的各种故事，是另一种版本的“现代奴隶制”。只不过，很少有人会觉得香港人、台湾人，也有一天会变成被暴力逼着从事灰色产业的“奴隶工人”。

在这一切背后无法规避的现实是，东南亚的部分地区正在陷入越来越严重的失序状态。柬埔寨也许是一个国家腐败和裙带关系的典型例子。但在缅甸，情况要更为严重。有统计显示，在2021年政变后，缅甸的工作机会减少了超过三成，意味着超过150万人失去就业机会。这些劳动力可以向何处去？

在当代人权领域有一个概念，叫做“现代奴隶制度”（modern slavary）。其核心概念是，在现代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灰色产业，这些产业中，对人身自由的控制和禁锢，把一些人变成了活生生的奴工状态。过去数年，已经有无数报导讨论过缅甸这样的国家在全球“现代奴隶制”中的关键位置——多年的内战使得许多缅甸人成为移民工，卷入“现代奴隶制”盛行的海上渔业或其他行业。

今天发生在东南亚诈骗产业中的各种故事，是另一种版本的“现代奴隶制”。只不过，以前讨论到这一问题时，记者和人权活动家们脑中浮现的，多数时候是在怒海上漂浮的缅甸渔工、在森林里烧炭的债务奴隶，或者被贩卖的性工作者。很少有人会觉得香港人、台湾人，也有一天会变成被暴力逼着从事灰色产业的“奴隶工人”。

更不用说，在内战边缘的缅甸，根本不可能拥有稳定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军政府到地方武装，最关心的莫不是在严峻的形式下拥有最快的财政来源。像妙瓦底这样的地方之所以屹立不倒，和当地的克伦武装不可能没有千丝万缕的瓜葛。实际上，我们未来完全可以想象，一个仍然由军政府控制、经济崩坏、人民失业、货币贬值的缅甸，很可能会以丰富的人力资源和政府匮乏的管控能力而成为全球诈骗产业的心脏。而任何监管的努力都可能止步于缅甸边境。这显然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社会或经济问题了。

一个仍然由军政府控制、经济崩坏、人民失业、货币贬值的缅甸，很可能会以丰富的人力资源和政府匮乏的管控能力而成为全球诈骗产业的心脏。而任何监管的努力都可能止步于缅甸边境。

笔者还和一些学者朋友讨论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今年，尤其是这几个月，诈骗故事和新闻铺天盖地？大家大概的判断是这样的：首先，正好是在这几个月，泰国和不少东南亚国家真正放开了入境条件，诈骗产业嗅到了“复苏”的味道。其次，经过数年的全球瘟疫，许多人，比如“失业”两年的旅游业者，比如一些航空业从业者或以前做外贸的商人，已经濒临山穷水尽。许多人先前欠下的债务或贷款，都无法偿还。而当前的复苏局面又面临全球通膨、战争和政治不稳定的风险。对一些人来说，凡是还能抓住的稻草，凡是看起来还能够赚钱的机会，都值得试一试。相信这是很多人就算意识到可能卷入骗局，也不惜一试的重要原因。何况，很多人确实会在诈骗行业中赚到一些钱——就算为此要丧失人身自由。

也许有人会说，就算东南亚打击了诈骗产业，这些产业还是有机会转移到其他国家，比如非洲和海湾国家呀？然而，据笔者的了解，这些从业人员已经多次试图向这些方向“拓展”，但是效果不佳。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东南亚所拥有的丰富人力资源是许多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而东南亚许多地区在政治不稳定的同时，依旧拥有现代的通信、水电等基础设施，从而“营商环境格外优越”。我们依旧很难想象整个诈骗产业离开东南亚生存——尽管他们的“客户”已经开始遍布全球。

也许还有一个趋势将在未来助长诈骗产业——全球的零工经济工作越来越多。

也许还有一个趋势将在未来助长诈骗产业——全球的零工经济工作越来越多。根据预测，2023年全球将有超过7800万人从事零工经济——几乎是2018年4300万人的翻倍。疫情之后，这一数据很可能比之前的预测更高。对于习惯零工的人们来说，分包、短工、日结、月结都变成了常态。也许对很多人来说，电信诈骗，只不过是诸多短工或零工中的一种，它看起来甚至比很多零工经济更有吸引力。债务、零工、政治崩坏，数据泄露……这些加在一起，不就是诈骗产业的乐土吗？

诈骗在历史上从来都是常态。但我们不能天真地认为互联网诈骗只是因为一些人或一些地方的败坏，才在今天成为了这样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条。我们当然可以制作无数的meme或短片开开心心地揶揄东南亚和那些“蠢蛋”们。但也许我们恰恰应该反过来理解这件事情：互联网诈骗，为什么不是如今世界上无数趋势和变迁的必然产物呢？我们的社会不断生产着互联网诈骗所赖以生存的土壤和肥料。诈骗业者完全可以吹嘘说：我们就是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