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Jake Sullivan）会晤。那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中美高层的首次当面接触。在会议中，杨洁篪摆出强硬姿态，训斥了美国对中国事务的指手画脚，并指出美国自身问题重重；苏利文则当即辩驳称美国的体制具有自我更新和改革的能力。这场充满了火药味的接触被媒体广泛报道。而71岁的杨洁篪和43岁的苏利文年龄相差悬殊的辩论，也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意味。
如果说拜登时代美国政治的一大关注点是总统的格外老迈，另一大值得关注之处，便是外交政策制定者格外年轻。作为总统的重要外交政策操盘手，国家安全顾问一职在美国历史上从没有交给这么年轻的人担任过。作为对比，在冷战中，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服务尼克松政府，成为国家安全顾问时是50岁；吉米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入职时也已经48岁。相比之下，苏利文实在太“后生”了。在2001年“911”袭击事件发生时，他才刚刚完成硕士学位，正在攻读法学博士。
也许是因为过于年轻，由杰克·苏利文献策的拜登时代美国外交政策，有时会被嘲讽为毫无经验或者缺乏深思熟虑。媒体往往形容他的政策是“凯恩斯主义”或“对华竞争”，又或者力图把他描述为一个爱好辩论的高材生。就在最近，他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在会议室里的争执还被媒体爆出，作为拜登团队内部对中国政策分歧的表征。但具体而言，什么影响了他和其团队的外交战略制定思路，这一思路又意味着中美“新冷战”走向何方？这些问题则少有人试图解答。
如果说有什么关键词可以理解苏利文想象中的美国外交战略，那么“中产阶级”和“工业党”也许是两个值得注意的标签。在拜登宣布苏利文的任命时，他一方面赞扬说苏利文拥有“一代人中最杰出的头脑”（once-in-a-generation intellect），另一方面赞扬说没有人比他更懂得如何保护美国的中产阶级。苏利文的外交思路，反映在一份他和其他研究者一同撰写的政策报告《服务美国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中，而这份报告又带有强烈的“工业党”趣味——主张将外交策略和内部经济发展相结合——一条带有发展主义国家烙印的内政外交路线呼之欲出。
何以“中产阶级”？
苏利文的外交将如何服务美国的“中产阶级”呢？尤其是，他的思路和特朗普时代加强贸易壁垒，减小国际义务，吸引制造业回流美国的“美国优先”政策又有什么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