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唐山打人事件击碎了国人对都市的安全幻想，“深夜出门撸串的安全感”不再是一个值得吹捧的现实。
当人们惊诧于行凶者的肆无忌惮，追问暴力责任，讨论如何制止暴力方式时，舆论呈现出极大的撕裂：许多女性对这样的人身安全受威胁情况表达恐惧和愤怒，部分男性因此事引起的“无差别攻击”感到委屈和不满。女性主义者指出了这是一种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性骚扰和针对女性的暴力构成的残忍伤害。而另一些人认为从性别的维度理解此事件是“搞偏重点”，比起男女矛盾，流氓和黑恶势力才是事件的本质，并且就此批评女权主义成功地转移了对暴徒谴责的焦点，刻意挑起性别矛盾。大量的媒体文章和评论都对此事发表看法，围绕“结构暴力”和“性别矛盾”的交锋尤其激烈。
除了性别议题和意识形态争论，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以防再次发生类似事件的讨论，也表现出普通人在“制止暴力”中对政治权力运作的期待。有人呼吁更加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更充足的警力部署和更严格的刑罚。也有人呼吁采用运动式治理和专项整治打击黑恶势力与其保护伞。
可见清洗式的运动式管理实际上已成为人们的潜意识。2022年上海等地经历严格的疫情防控后，无处不在的二维码、监视技术和追踪系统，成为中国都市公共空间的“基础设施”，更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治理技术，就此有人提出采用防疫式治理，给这些犯罪分子“赋红码”。然而，在解决性别暴力时，这样的运动式治理模式和防疫采用的治理技术，可以扭转当下社会中的厌女氛围，兑现中国“消除一切对女性的歧视”的政治诺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