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症当下，香港监狱暂停探访，仅能靠信件与囚犯通信，但要经过消毒，消毒水把墨水都化开了。香港出现政治犯此事一早不再新鲜，写信师应运而生，与墙内人通信，也有一封封来自政治犯的狱中手记。
去年七一前夕，还押一个多月、已解散的支联会常委副主席邹幸彤曾短暂获保释。初尝牢狱滋味后，她继续写信，参与公民社会讨论，受访时一度叹：“唯一嘅娱乐就系写信。”她曾称坐监不是抗争的终点，至少香港监狱相比中国黑洞，仍有传出音讯的机会。
事实上，自监狱出现后，便有在狱中写作的人。据傅柯所著的《规训与惩罚：监狱制度的诞生》，欧洲社会在十八世纪前，仍会“奇观”般公开处死重大罪犯，，用以警示大众，后改为以严格的作息制度及工作奴役罪犯，形成监狱体制，日复日控制及教化犯人。
然而，飞越高墙，“监狱书写”频频在历史中现身。不论是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政治犯柯旗化的狱中家书，施明德所著的《囚室之春》，王尔德因同志爱被囚、在狱中写作的情书《自深渊》，还是十八世纪离经叛道的法国贵族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在被囚于巴士底监狱的五年间、偷偷摸摸以蝇头小字写成充满性虐奇想的禁书《索多玛一百二十天》，均是以想像超越囹圄的实例。
曼德拉曾写过，“没进过一个国家的监狱，就不能算是真正了解这个国家（It is said that no one truly knows a nation until one has been inside its jails)。”五年来，笔者在港采访过羁留者、囚犯，也在马来西亚访问过运毒的死刑犯，以及因贩毒被囚菲律宾监狱终身的港人邓龙威家属。高墙之内没有自由，但国家不同，就有截然不同的监狱，监狱空间由封闭到开放，对待囚犯身心的方式由剥夺到给予，立体而复杂。本文精选七本以不同角度书写各地监狱的书，在此推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