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对中国自信，是当下民族主义最外显的特征之一，从政治精英、知识阶层，到大众，近年来都不断对此进行表达、竞争注意力。同时，互联网也成为了各种论述、号召汇集，动员、举报频频发生之地。端传媒评论组八月推出重磅专题，从理论到行动，从个体到组织，解析现在中国大陆互联网上的民族主义生态。本篇为第一篇：“网红国师”背后，是新左派思潮上裂变的三十年。另外，本文也建议搭配阅读作者的另一篇文章：民粹、粉圈、流量经济，如何造就了姿势份子们火红的影响力。
近几个月来，一部分中国学者在网络上的论断不断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从表示“月收入2000人民币的中国居民，比月收入3000美元的美国居民过得好”的经济学者陈平，到发布“中国点火vs印度点火”微博嘲讽印度疫情的政治学者沈逸，都因为长期发布出格言论而成为网络红人。最近期的例子，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金灿荣，他将不久前河南省发生的暴雨和洪灾与美国的“气象武器”扯上了似是而非的联系。
在两个月前的一篇文章中，我曾经谈到过，现今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知识平台的娱乐经纪化，如观察者网、乃至微博等内容平台，纷纷转型为学者的经纪公司，以娱乐圈造星为模板，孵化学者网红，依靠不断出位吸引流量。这些学者的出位言论，看似异军突起、无根无据，但实际上，其背后却有着深刻的思想资源积累。甚至就在观察者网平台的另一些角落里，沈逸、金灿荣等人的学界前辈们，在试图搭乘网络流量顺风车的同时，也是在给这些网红做着思想史的注释。本文试图考察的，正是这些近期喷涌而出的民族主义出位言论背后的思想资源。
本世纪初，曾有政治学者提出过一种分析中国意识形态传播的方法：将意识形态的主体分为三个圈层，分别是政治精英、知识阶层和大众，以观察其相互间的一致性与不同，以及彼此的影响（注1）。当然，这三个圈层的划分远非如此明确，尤其是用来考察凭借网络出位言论而出名的网红学者——对于金灿荣和张维为等人，很难说他们所代表的，究竟是知识阶层还是大众。
当年，鼓吹民族主义、甚至一部分鼓吹自由主义的学者们，最想要实现的圈层跃迁，并非是在知识阶层与大众之间，而是在知识阶层与政治精英之间。但今天，向下的民粹式动员已然成为传播民族主义观点的不二法门。甚至学者想要获得向上的、精英阶层中的影响力，也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在大众中出名来实现。
这一模糊性并不是我们今天才面临的新鲜问题。实际上，在此理论提出之时，这三个圈层之间的模糊性就已显现。不同的是，当时鼓吹民族主义、甚至一部分鼓吹自由主义的学者们，最想要实现的圈层跃迁，并非是在知识阶层与大众之间，而是在知识阶层与政治精英之间——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早期围绕着新左派和自由派的争论之中，二者都试图将自己的政治观点作为政策方面的谏言向上呈递，或者至少通过发展自己的学说对政治精英施加影响。
与此同时，面向大众的自由主义少有传播，而面向大众的民族主义则孤立于学术圈之外，诸如《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通俗民族主义读物，往往被观察者独立于当时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新左、自由派之争。
而今天，正如金灿荣们正在不断证实的，向下的民粹式动员已然成为传播民族主义观点的不二法门。甚至学者想要获得向上的、精英阶层中的影响力，也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在大众中出名来实现。“人民”，貌似已经“在场”了。那么，民族主义如何终于跨越了意识形态的三个圈层，实现了政治菁英、知识阶层和大众之间的“通三统”？而人民的貌似在场，是否意味着他们获得了某种左派曾经呼唤过的政治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