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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尽力了。
6月30日，比利时列日市某田径赛场，一名南非跑者飞一般地越过5000公尺的终点线。15分50秒，还是比奥运参赛标准落后了整整40秒。
在场的各大媒体紧盯成绩，将结果写入新闻。这位新闻主角终究没能跑进东京奥运。而他们知道，这并不是她的问题。
她叫赛曼雅（Caster Semenya），今年30岁，是连续两届奥运女子径赛的金牌得主、也是连续三届世锦赛的冠军。只不过，这些最佳成绩都在800公尺赛事。不仅如此，她还保持著600公尺女子径赛的世界纪录。
但这一次，她不被允许参与400公尺至1英里（约1600公尺）之间的所有径赛项目，而不得不挑战自己并不擅长的长距离赛事。
世界田径总会（WA）一名高级官员给出的理由既复杂又直接：她未必是百分百的女人。
2018年，WA的前身“国际田径联合会”（IAAF）宣布一项新规：女性跑者血液内的睾酮含量不能超过每公升5 纳莫耳（nmol/L），否则须以药物或手术控制至少连续六个月，让睾酮降到标准以下才能参赛。
在没有任何药物的刺激下，赛曼雅体内天生的睾酮浓度就大于10nmol/L，远高于新规的上限。
新规定适用于在400公尺至1英里（约1600公尺）之间的径赛项目，其他项目如短跑100公尺、200公尺，或长跑5000公尺则不受影响。但赛曼雅的长项正是400、800与1500公尺径赛。她瞬间失去了比赛资格。
尽管近年诸多研究都证明，赛曼雅的身体特征并不罕见，5000人中就有1人，而在女子田径运动员中，更有千分之七的比例。尽管除了睾酮浓度之外，各赛事的运动员常常有其它身体构造的基因优势，却并不被视为违规。尽管即便是规定睾酮浓度，也只对女性跑者，而不对男性跑者有类似的规管⋯⋯在诸多不公正的质疑中，赛曼雅向国际体育仲裁庭（CAS）上诉，却在一年后遭到驳回。
她受挫于国际体育的性别与身体建制，跑不进临时变换的奥运赛道，但一切没有结束。赛曼雅知道，自己并不是第一个受害者，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天生我材不能用
第一次得知自己“不是女人”时，赛曼雅只有18岁。那时刚夺下第一个世锦赛800公尺冠军，却因壮硕外表和超乎寻常的飞速，引发外界质疑是否用药并质疑她的性别。亲友都坚决认证她是女人，当时的教练告诉记者：“她们队友都彼此看过裸体，没什么好隐瞒的。”
一瞬间，赛曼雅从耀眼新星成为人人打量的“怪人”。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媒体与外界讨论质疑她是“假装成女人的男人”或是跨性别者，就连《时代》杂志（TIME）的报导标题也用了男女二元的写法：“这位女子世界冠军，有可能是男人吗？”（Could This Women's World Champ Really Be a Man）
“我是女人，我尿尿时就像个女人，就是这样，”少女赛曼雅总是冷静反驳。
她在2009年接受检查，也被允许继续参加比赛。虽然她的检验资料从未完整公开，却陆续遭媒体不当泄漏，让全世界得以围绕著她的身体数值打转。
赛曼雅从不曾使用禁药，也有完整的女性身体。但在IAAF的检查结果出炉后，她才得知自己的染色体异常，睾酮浓度远高于一般女性，原因是她身体内藏有发育不全的睾丸。但她并没有长出男性性征，因此从小到大都自认是个女人。
睾酮是天然雄性激素之一，由睾丸或卵巢分泌，因此两性体内都有，只是浓度差距甚大。一般女性体内的睾酮浓度仅约0.06至1.68 nmol/L；男性的浓度则介于7.7至29.4 nmol/L之间。睾酮除了直接影响性欲和性器官发展，也可以提高肌肉量、骨质密度和体能强度；睾酮还能促进红血球生成、增加血液携氧能力，对运动员的爆发力和耐力都有帮助，因此体育竞赛严格禁止使用睾酮相关药物。
赛曼雅的身体状况是与生俱来的，但IAAF却认为，让她继续参赛会影响公平性，坚持要求她减少睾酮素。
CAS法庭在2019年曾认为，这项限制睾酮浓度的新规确实带有歧视，但坚持“这样的歧视实属必要、合理且是合乎比例的手段”，判决赛曼雅在降下睾酮浓度前不得继续比赛。
以少数歧视捍卫多数公平？
赛曼雅的状况其实并不算罕见，这被现今学界称为“性别发展异常”（differences in sex development，DSD），代表人体没有长成明确的男性或女性身体。近年研究指出，至少约每五千名新生儿就有一位具有DSD。而且DSD类型很多元，无法单纯以第三性分类。有些DSD属于肉眼可见，如阴茎发育不全；有些则是外表像一般男女，体内却有多出来的睾丸或子宫等。症状再明显还可能拥有双性特征，即俗称的阴阳人或双性人（Intersex）。许多有DSD的人不曾出现干扰生活的“病症”，所以一直到打算结婚生子时才检查出异常。
DSD对寻常生活可能影响不大。但由于在毫秒必争的体育赛场上，体能可能是决定性的关键，因此，IAAF坚称，高浓度睾酮是跑者的巨大优势，明知新规定带有歧视色彩，“为守护比赛公平性”，仍然需要出此下策。
为了对多数人公平，宁可对少数人歧视，这表面看起来有其理由。但理由却未必经得起推敲。
首先，在实际上，能够证明睾酮浓度对比赛影响程度的证据并不十分坚实。
早在2011年，IAAF就首次定出了“女选手睾酮浓度不得超过10 nmol/L”的规定，当时的赛曼雅也已经乖乖服用药物以符合标准，后来在2012年伦敦奥运800公尺径赛拿下银牌。（注：该届金牌得主莎薇诺娃（Mariya Savinova）后来因使用禁药遭取消奖牌，赛曼雅才晋升冠军）但到了2015年，印度女将昌德（Dutee Chand）也因相同问题遭取消资格，CAS法庭指出现行研究不足以证明睾酮的影响程度，下令IAAF暂停实施相关规定。
至于科学界，至2014年出炉了第一份关于DSD与女子运动关联度的研究，该研究发现女子田径选手每1000人就有7人具有DSD，比例是一般大众的140倍。也就是说，具有DSD的人特别容易因身体天赋成为田径运动员。以平均而论，睾酮浓度较高的选手胜率较大是不争的事实。可是人体的奥妙难以计量，睾酮绝对不是唯一决定速度的关键。放眼体坛，赛曼雅也不是攻无不克的超人，她在400公尺、800公尺等项目都只是南非全国冠军，不曾打破世界纪录。研究亦显示，一群同性别的顶尖选手分高下，未必就是睾酮浓度最高的人胜出。
其次，如果性激素真的要成为体育赛事门槛的判定标准，理论上，男女赛事都应该有个范围值，并限制只有标准范围之间的选手才能参赛。但体育史近100年来，性别验证几乎只发生在女性赛事，男性的天然睾酮浓度差异很大，却不会有人质疑顶尖男选手的性别，也没有人去检验他们体内的雌激素是否多到“不算男人”。
再者，若性激素可以当成排除异常的标准，其他身体构造的基因优势为何不一并纳入考量？这样一来，许多顶尖运动员可能都不是“正常人”。例如美国知名泳将“飞鱼”费尔普斯（Michael Phelps）是史上拥有最多奥运奖牌的人（23面），每次出赛都成为全球焦点。根据报导，费尔普斯拥有双重关节的脚踝、长达203公分的超长臂展，让他游泳时较不费力，而且他的乳酸分泌量只有寻常人的一半，从疲劳复原的速度也比其他人快。这种“异常”又公平吗？
大众怎么看待费尔普斯？只能说和赛曼雅天差地远。国际媒体是这样形容他的：“适合游泳的完美身体”（perfect body for swimming）、“天生泳将”（built to be a swimmier）⋯⋯甚至有大量报刊制作精美图表，详细解说费尔普斯的身体构造具有多少优势、多么适合游泳运动，却不曾有人质疑他的“特异”是否影响公平性，更不会因此去调查他的性别分化差异。
完美性别，谁来判定？
睾酮浓度并不是第一次女性运动员遇到的障碍。
打从女性可以参加公开体育竞赛以来，体育组织一直萦绕著“男人冒充女性参赛”的忧心，不理性的恐惧让矛头落到顶尖女选手身上，当一名女性跑得太快、跳得太远或长相太中性时，往往就会掀起“不是女人”的质疑。从1950年代起，IAAF已经开始强制女性赛事进行性别验证，女选手被迫接受俗称“裸体游行”（nude parade）的检查，脱光排成一列让医生检视性器外观，这项可怕传统直到1968年才因引入染色体检验技术而遭到废除。
染色体检验著重于Y染色体的检查，同样是试著“揪出”假冒的男性，但医学界后来又发现，染色体也未必能一锤定音，因为人体运作复杂，带有XY染色体的身体未必会发育成男性，带有XX染色体的也可能长成男性身体。于是在1996年，国际赛事又废除了强制性染色体检测，仅在少数案例上改为检查睾酮浓度。
在今年东京奥运会场上，新西兰举重国家队5位选手中，87公斤级女选手哈伯德（Laurel Hubbard）是史上第一位跨性别选手。她在2013年正式成为跨性别者之前，也曾经是男子举重选手。这一点让许多人大为不满，认为即使哈伯德体内的性激素已和正常女性相同，她过往累积的肌肉和体能也具有更大优势。
若这一点令人不满，那问题在于，何以同样享有睾酮的好处，赛曼雅与其他DSD女选手就不能参赛呢？
DSD的争议也与经济不平等有关，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HRW）指出，在平均较富裕的“全球北方”（Global North）国家医疗比较发达，DSD较容易在年幼时就检查出来，但是“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在医疗水准偏低之下，很难提供选手同等的环境。因此我们会发现，绝大多数卷入性别争议的选手都来自非洲、印度等国家。而WA甚至大言不惭地说，睾酮浓度规定给了这些选手“及早诊断、及早治疗”的机会，对他们不啻为好事。
在睾酮浓度似乎成了体育组织筛选的最优解时，最令人诟病的是，IAAF似乎也是“选择性”采纳科学结果。它所提出最有力的证据，是一篇由该组织健康与科学部门负责人贝蒙（Stéphane Bermon）领衔的研究：他确实发现高睾酮女选手在 400 公尺、400 公尺跨栏、800 公尺、链球和撑竿跳五项运动中，享有优势的程度分别达 2.73%，2.78%、1.78%、4.53%和 2.94%。
但奇怪的是，IAAF却没有强制要求链球与撑竿跳选手需检验睾酮浓度，反而把研究中并没有提到的1500公尺项目加了进去——这些全部都是赛曼雅的长项，这甚至引起质疑，种种限制是否针对她而创造。
“他们对待我就像白老鼠”
这条2018新规定的影响远远不止赛曼雅一人。
在2016年奥运，银牌得主（蒲隆地的妮雍沙巴，Francine Niyonsaba）与铜牌得主（肯亚的万布伊，Margaret Wambui）后来也都被验出睾酮含量过高，代表800公尺项目中跑得最快的三名女子，都无法参加东京奥运2020。
在东京奥运，同样被禁赛的，还有纳米比亚的18岁小将姆波玛（Christine Mboma）和玛西林吉（Beatrice Masilingi）。她们都被告知必须吃下大量荷尔蒙药物降低激素才能继续参赛，两人都誓言对抗到底。
“我不想使用任何东西，这就是我身体本来的功能。况且如果我用了（药），我可能会在别的场合被抓，或者我的身体可能会出问题。”
玛西林吉说：“这可能会毁了我身体的功能，毁了一切。”
就像2011年的赛曼雅一样，很多人为了新规吃药控制。但对仍在成长的年轻选手而言，性激素对身体的影响难以估量，无论是定期吃药、注射针剂或摘除器官，可能带来的不只体能和肌肉受损，情绪控制、内分泌系统等调节机制都可能因外力介入而大幅波动。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HRW）去年年底调查，在性别验证的所有环节里，选手的医疗人权几乎是被严重践踏。首先，WA以前常常未告知目的、未经允许就替选手验血，乌干达女将尼格萨（Annet Negesa）和塞曼雅都表示，她们当初抽血时并未被告知要做性别验证，还以为只是特别严格的药检。本文提到的所有选手都说，她们都是突然接到大会通知“不能参加比赛”，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有验血、甚至没看过报告，只凭一通电话就得知自己“不算女人”。
更夸张的例子是2012年，20岁的尼格萨曾被安排做了一连串检查，包括验血与磁振造影（MRI）等，但没有人告诉她理由。某次尼格萨被带到医院“接受治疗”，医生询问她倾向手术拿掉体内睾丸，还是以注射针剂的方式控制？她回答后者。结果，一针下去尼格萨就不省人事，再醒来，手术已经结束了。
“我发现肚子下面有伤口，不停问自己‘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对我做了什么？’”尼格萨觉得自己被强制改造了。她痛诉：“他们侵犯我的人权，像对待一只白老鼠那样对我。”
CNN曾为此案例询问WA，该组织却称有寄送检验报告给尼格萨的团队，也建议乌干达找来医生为尼格萨提供贴身咨询。但乌干达的医生却表示必须等待“与IAAF做进一步讨论”，“无法帮尼格萨进行荷尔蒙治疗”。
被强制动了割除手术的尼格萨，于是没有获得足够的后续治疗，徒留她一人面对身体巨变和回不去的体能。
“这场抗争不只是为了我”
来自蒲隆地、28岁的妮雍沙巴是2016年800公尺银牌得主，她也因睾酮过量被禁止参加400至1500公尺比赛，但她拚尽全力突破自我，终于在今年打破蒲隆地5000公尺与1万公尺的国家纪录，成功让自己重回奥运舞台。
当年的铜牌得主——肯亚的万布依今年则是26岁，她还没有成功通过200公尺或5000公尺参赛门槛，今年也将缺席奥运。她曾提出在男、女之外建立第三类别的看法，让具有DSD的选手都能一起参赛，但这个提议也遭WA否决，因为DSD选手仅占顶尖女选手的0.7%，无法每个项目都新设此类别，而且参赛选手也须揭露个人健康信息，无疑是严重破坏隐私权。
至于赛曼雅，她拒绝第三类别的构想，希望以最自然的身体继续参赛。她已经再度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诉讼，控告IAAF侵犯她的隐私，还强迫她接受医疗手段，已经违反人性尊严、身心完整性以及她的社会与性别认同。“禁令一点都没有道理，但是啊，那不是我的问题，我要把问题留给对的人处理，”赛曼雅说。但她的律师称，如果这一仗再次输掉，她们也打算从此结束法律战。
出了法庭，而立之年的赛曼雅还在挑战长跑项目，十多年来的性别疑云，正像是怎么跑都搆不著的40秒距离，横亘在她与终点线之间，她的跑步生涯到了尾声，努力却还没结束。
“这场抗争不只是为了我，而是为了表达立场，为了女运动员的尊严、平等和人权而奋斗。”赛曼雅说。
（王颖芝，“世界走走”编辑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