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重推】女人有标准?睪酮浓度、染色体,并不是女性运动员的唯一障碍

性别与身体建制,如何影响一名女性运动员?
南非两届 800 米奥运金牌得主赛曼雅(Caster Semenya)。

【编注】:2024年巴黎奥运会正当时,台湾女性拳击运动员林郁婷和阿尔及利亚拳击运动员哈利夫(Imane Khelif),遭遇了一场“被跨性别”的性别争议。二人都是生理女性,但因性別生化指数和染色体与一般女性有别,而遭遇“假女人”争议。JK罗琳更公开抨击林郁婷,质疑她是跨性别;哈利夫对阵义大利拳手时,因在46秒内就一拳重击而使对方停赛,而被看了假新闻的网民抨击其为“男扮女”。

且不论跨性别运动员是否就该遭受此类质疑,事实上,生理女性被误认为跨性别的例子,不仅在本届奥运的拳击场上出现,在以往的田径、举重等各种体育赛场上都有出现。金牌得主也不免质疑。同时这也是体育组织内部的政治问题,巴黎奥运会表示二人均通过了检测,但林郁婷就因“性别检测有异”而被拳击世锦赛撤销铜牌,哈利夫则因同样理由被世锦赛撤销参赛资格。

到底,什么是女人?怎样的生理条件可被称为公平?有完美性别吗?如何定义运动员的性别?体育赛事是公平的吗?上届东京奥运会,端传媒就曾对此进行讨论。如今,我们发现一样的问题在重演,因此重推旧文。本文原刊于《世界走走》,端传媒获授权转载。

她尽力了。

6月30日,比利时列日市某田径赛场,一名南非跑者飞一般地越过5000公尺的终点线。15分50秒,还是比奥运参赛标准落后了整整40秒。

在场的各大媒体紧盯成绩,将结果写入新闻。这位新闻主角终究没能跑进东京奥运。而他们知道,这并不是她的问题。

她叫赛曼雅(Caster Semenya),今年30岁,是连续两届奥运女子径赛的金牌得主、也是连续三届世锦赛的冠军。只不过,这些最佳成绩都在800公尺赛事。不仅如此,她还保持著600公尺女子径赛的世界纪录。

但这一次,她不被允许参与400公尺至1英里(约1600公尺)之间的所有径赛项目,而不得不挑战自己并不擅长的长距离赛事。

世界田径总会(WA)一名高级官员给出的理由既复杂又直接:她未必是百分百的女人。

2018年,WA的前身“国际田径联合会”(IAAF)宣布一项新规:女性跑者血液内的睪酮含量不能超过每公升5 纳莫耳(nmol/L),否则须以药物或手术控制至少连续六个月,让睪酮降到标准以下才能参赛。

在没有任何药物的刺激下,赛曼雅体内天生的睪酮浓度就大于10nmol/L,远高于新规的上限。

新规定适用于在400公尺至1英里(约1600公尺)之间的径赛项目,其他项目如短跑100公尺、200公尺,或长跑5000公尺则不受影响。但赛曼雅的长项正是400、800与1500公尺径赛。她瞬间失去了比赛资格。

尽管近年诸多研究都证明,赛曼雅的身体特征并不罕见,5000人中就有1人,而在女子田径运动员中,更有千分之七的比例。尽管除了睪酮浓度之外,各赛事的运动员常常有其它身体构造的基因优势,却并不被视为违规。尽管即便是规定睪酮浓度,也只对女性跑者,而不对男性跑者有类似的规管⋯⋯在诸多不公正的质疑中,赛曼雅向国际体育仲裁庭(CAS)上诉,却在一年后遭到驳回。

她受挫于国际体育的性别与身体建制,跑不进临时变换的奥运赛道,但一切没有结束。赛曼雅知道,自己并不是第一个受害者,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天生我材不能用

第一次得知自己“不是女人”时,赛曼雅只有18岁。那时刚夺下第一个世锦赛800公尺冠军,却因壮硕外表和超乎寻常的飞速,引发外界质疑是否用药并质疑她的性别。亲友都坚决认证她是女人,当时的教练告诉记者:“她们队友都彼此看过裸体,没什么好隐瞒的。”

赛曼雅(Caster Semenya)在2016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第女子 800 米决赛中领跑。
赛曼雅(Caster Semenya)在2016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第女子 800 米决赛中领跑。

一瞬间,赛曼雅从耀眼新星成为人人打量的“怪人”。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媒体与外界讨论质疑她是“假装成女人的男人”或是跨性别者,就连《时代》杂志(TIME)的报导标题也用了男女二元的写法:“这位女子世界冠军,有可能是男人吗?”(Could This Women’s World Champ Really Be a Man)

“我是女人,我尿尿时就像个女人,就是这样,”少女赛曼雅总是冷静反驳。

她在2009年接受检查,也被允许继续参加比赛。虽然她的检验资料从未完整公开,却陆续遭媒体不当泄漏,让全世界得以围绕著她的身体数值打转。

赛曼雅从不曾使用禁药,也有完整的女性身体。但在IAAF的检查结果出炉后,她才得知自己的染色体异常,睪酮浓度远高于一般女性,原因是她身体内藏有发育不全的睪丸。但她并没有长出男性性征,因此从小到大都自认是个女人。

睪酮是天然雄性激素之一,由睪丸或卵巢分泌,因此两性体内都有,只是浓度差距甚大。一般女性体内的睪酮浓度仅约0.06至1.68 nmol/L;男性的浓度则介于7.7至29.4 nmol/L之间。睪酮除了直接影响性欲和性器官发展,也可以提高肌肉量、骨质密度和体能强度;睪酮还能促进红血球生成、增加血液携氧能力,对运动员的爆发力和耐力都有帮助,因此体育竞赛严格禁止使用睪酮相关药物。

赛曼雅的身体状况是与生俱来的,但IAAF却认为,让她继续参赛会影响公平性,坚持要求她减少睪酮素。

CAS法庭在2019年曾认为,这项限制睪酮浓度的新规确实带有歧视,但坚持“这样的歧视实属必要、合理且是合乎比例的手段”,判决赛曼雅在降下睪酮浓度前不得继续比赛。

以少数歧视捍卫多数公平?

赛曼雅的状况其实并不算罕见,这被现今学界称为“性别发展异常”(differences in sex development,DSD),代表人体没有长成明确的男性或女性身体。近年研究指出,至少约每五千名新生儿就有一位具有DSD。而且DSD类型很多元,无法单纯以第三性分类。有些DSD属于肉眼可见,如阴茎发育不全;有些则是外表像一般男女,体内却有多出来的睪丸或子宫等。症状再明显还可能拥有双性特征,即俗称的阴阳人或双性人(Intersex)。许多有DSD的人不曾出现干扰生活的“病症”,所以一直到打算结婚生子时才检查出异常。

DSD对寻常生活可能影响不大。但由于在毫秒必争的体育赛场上,体能可能是决定性的关键,因此,IAAF坚称,高浓度睪酮是跑者的巨大优势,明知新规定带有歧视色彩,“为守护比赛公平性”,仍然需要出此下策。

为了对多数人公平,宁可对少数人歧视,这表面看起来有其理由。但理由却未必经得起推敲。

首先,在实际上,能够证明睪酮浓度对比赛影响程度的证据并不十分坚实。

早在2011年,IAAF就首次定出了“女选手睪酮浓度不得超过10 nmol/L”的规定,当时的赛曼雅也已经乖乖服用药物以符合标准,后来在2012年伦敦奥运800公尺径赛拿下银牌。(注:该届金牌得主莎薇诺娃(Mariya Savinova)后来因使用禁药遭取消奖牌,赛曼雅才晋升冠军)但到了2015年,印度女将昌德(Dutee Chand)也因相同问题遭取消资格,CAS法庭指出现行研究不足以证明睪酮的影响程度,下令IAAF暂停实施相关规定。

印度田径女将昌德(Dutee Chand)。
印度田径女将昌德(Dutee Chand)。

至于科学界,至2014年出炉了第一份关于DSD与女子运动关联度的研究,该研究发现女子田径选手每1000人就有7人具有DSD,比例是一般大众的140倍。也就是说,具有DSD的人特别容易因身体天赋成为田径运动员。以平均而论,睪酮浓度较高的选手胜率较大是不争的事实。可是人体的奥妙难以计量,睪酮绝对不是唯一决定速度的关键。放眼体坛,赛曼雅也不是攻无不克的超人,她在400公尺、800公尺等项目都只是南非全国冠军,不曾打破世界纪录。研究亦显示,一群同性别的顶尖选手分高下,未必就是睪酮浓度最高的人胜出。

其次,如果性激素真的要成为体育赛事门槛的判定标准,理论上,男女赛事都应该有个范围值,并限制只有标准范围之间的选手才能参赛。但体育史近100年来,性别验证几乎只发生在女性赛事,男性的天然睪酮浓度差异很大,却不会有人质疑顶尖男选手的性别,也没有人去检验他们体内的雌激素是否多到“不算男人”。

再者,若性激素可以当成排除异常的标准,其他身体构造的基因优势为何不一并纳入考量?这样一来,许多顶尖运动员可能都不是“正常人”。例如美国知名泳将“飞鱼”费尔普斯(Michael Phelps)是史上拥有最多奥运奖牌的人(23面),每次出赛都成为全球焦点。根据报导,费尔普斯拥有双重关节的脚踝、长达203公分的超长臂展,让他游泳时较不费力,而且他的乳酸分泌量只有寻常人的一半,从疲劳复原的速度也比其他人快。这种“异常”又公平吗?

大众怎么看待费尔普斯?只能说和赛曼雅天差地远。国际媒体是这样形容他的:“适合游泳的完美身体”(perfect body for swimming)、“天生泳将”(built to be a swimmier)⋯⋯甚至有大量报刊制作精美图表,详细解说费尔普斯的身体构造具有多少优势、多么适合游泳运动,却不曾有人质疑他的“特异”是否影响公平性,更不会因此去调查他的性别分化差异。

完美性别,谁来判定?

睪酮浓度并不是第一次女性运动员遇到的障碍。

打从女性可以参加公开体育竞赛以来,体育组织一直萦绕著“男人冒充女性参赛”的忧心,不理性的恐惧让矛头落到顶尖女选手身上,当一名女性跑得太快、跳得太远或长相太中性时,往往就会掀起“不是女人”的质疑。从1950年代起,IAAF已经开始强制女性赛事进行性别验证,女选手被迫接受俗称“裸体游行”(nude parade)的检查,脱光排成一列让医生检视性器外观,这项可怕传统直到1968年才因引入染色体检验技术而遭到废除。

染色体检验著重于Y染色体的检查,同样是试著“揪出”假冒的男性,但医学界后来又发现,染色体也未必能一锤定音,因为人体运作复杂,带有XY染色体的身体未必会发育成男性,带有XX染色体的也可能长成男性身体。于是在1996年,国际赛事又废除了强制性染色体检测,仅在少数案例上改为检查睪酮浓度。

在今年东京奥运会场上,纽西兰举重国家队5位选手中,87公斤级女选手哈伯德(Laurel Hubbard)是史上第一位跨性别选手。她在2013年正式成为跨性别者之前,也曾经是男子举重选手。这一点让许多人大为不满,认为即使哈伯德体内的性激素已和正常女性相同,她过往累积的肌肉和体能也具有更大优势。

纽西兰87公斤级女选手哈伯德(Laurel Hubbard)。
纽西兰87公斤级女选手哈伯德(Laurel Hubbard)。

若这一点令人不满,那问题在于,何以同样享有睪酮的好处,赛曼雅与其他DSD女选手就不能参赛呢?

DSD的争议也与经济不平等有关,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HRW)指出,在平均较富裕的“全球北方”(Global North)国家医疗比较发达,DSD较容易在年幼时就检查出来,但是“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在医疗水准偏低之下,很难提供选手同等的环境。因此我们会发现,绝大多数卷入性别争议的选手都来自非洲、印度等国家。而WA甚至大言不惭地说,睪酮浓度规定给了这些选手“及早诊断、及早治疗”的机会,对他们不啻为好事。

在睪酮浓度似乎成了体育组织筛选的最优解时,最令人诟病的是,IAAF似乎也是“选择性”采纳科学结果。它所提出最有力的证据,是一篇由该组织健康与科学部门负责人贝蒙(Stéphane Bermon)领衔的研究:他确实发现高睪酮女选手在 400 公尺、400 公尺跨栏、800 公尺、链球和撑竿跳五项运动中,享有优势的程度分别达 2.73%,2.78%、1.78%、4.53%和 2.94%。

但奇怪的是,IAAF却没有强制要求链球与撑竿跳选手需检验睪酮浓度,反而把研究中并没有提到的1500公尺项目加了进去——这些全部都是赛曼雅的长项,这甚至引起质疑,种种限制是否针对她而创造。

“他们对待我就像白老鼠”

这条2018新规定的影响远远不止赛曼雅一人。

在2016年奥运,银牌得主(蒲隆地的妮雍沙巴,Francine Niyonsaba)与铜牌得主(肯亚的万布伊,Margaret Wambui)后来也都被验出睪酮含量过高,代表800公尺项目中跑得最快的三名女子,都无法参加东京奥运2020。

在东京奥运,同样被禁赛的,还有纳米比亚的18岁小将姆波玛(Christine Mboma)和玛西林吉(Beatrice Masilingi)。她们都被告知必须吃下大量荷尔蒙药物降低激素才能继续参赛,两人都誓言对抗到底。

“我不想使用任何东西,这就是我身体本来的功能。况且如果我用了(药),我可能会在别的场合被抓,或者我的身体可能会出问题。”

玛西林吉说:“这可能会毁了我身体的功能,毁了一切。”

就像2011年的赛曼雅一样,很多人为了新规吃药控制。但对仍在成长的年轻选手而言,性激素对身体的影响难以估量,无论是定期吃药、注射针剂或摘除器官,可能带来的不只体能和肌肉受损,情绪控制、内分泌系统等调节机制都可能因外力介入而大幅波动。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HRW)去年年底调查,在性别验证的所有环节里,选手的医疗人权几乎是被严重践踏。首先,WA以前常常未告知目的、未经允许就替选手验血,乌干达女将尼格萨(Annet Negesa)和塞曼雅都表示,她们当初抽血时并未被告知要做性别验证,还以为只是特别严格的药检。本文提到的所有选手都说,她们都是突然接到大会通知“不能参加比赛”,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有验血、甚至没看过报告,只凭一通电话就得知自己“不算女人”。

乌干达田径女将尼格萨(Annet Negesa)。
乌干达田径女将尼格萨(Annet Negesa)。

更夸张的例子是2012年,20岁的尼格萨曾被安排做了一连串检查,包括验血与磁振造影(MRI)等,但没有人告诉她理由。某次尼格萨被带到医院“接受治疗”,医生询问她倾向手术拿掉体内睪丸,还是以注射针剂的方式控制?她回答后者。结果,一针下去尼格萨就不省人事,再醒来,手术已经结束了。

“我发现肚子下面有伤口,不停问自己‘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对我做了什么?’”尼格萨觉得自己被强制改造了。她痛诉:“他们侵犯我的人权,像对待一只白老鼠那样对我。”

CNN曾为此案例询问WA,该组织却称有寄送检验报告给尼格萨的团队,也建议乌干达找来医生为尼格萨提供贴身咨询。但乌干达的医生却表示必须等待“与IAAF做进一步讨论”,“无法帮尼格萨进行荷尔蒙治疗”。

被强制动了割除手术的尼格萨,于是没有获得足够的后续治疗,徒留她一人面对身体巨变和回不去的体能。

“这场抗争不只是为了我”

来自蒲隆地、28岁的妮雍沙巴是2016年800公尺银牌得主,她也因睪酮过量被禁止参加400至1500公尺比赛,但她拚尽全力突破自我,终于在今年打破蒲隆地5000公尺与1万公尺的国家纪录,成功让自己重回奥运舞台。

当年的铜牌得主——肯亚的万布依今年则是26岁,她还没有成功通过200公尺或5000公尺参赛门槛,今年也将缺席奥运。她曾提出在男、女之外建立第三类别的看法,让具有DSD的选手都能一起参赛,但这个提议也遭WA否决,因为DSD选手仅占顶尖女选手的0.7%,无法每个项目都新设此类别,而且参赛选手也须揭露个人健康资讯,无疑是严重破坏隐私权。

至于赛曼雅,她拒绝第三类别的构想,希望以最自然的身体继续参赛。她已经再度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诉讼,控告IAAF侵犯她的隐私,还强迫她接受医疗手段,已经违反人性尊严、身心完整性以及她的社会与性别认同。“禁令一点都没有道理,但是啊,那不是我的问题,我要把问题留给对的人处理,”赛曼雅说。但她的律师称,如果这一仗再次输掉,她们也打算从此结束法律战。

出了法庭,而立之年的赛曼雅还在挑战长跑项目,十多年来的性别疑云,正像是怎么跑都搆不著的40秒距离,横亘在她与终点线之间,她的跑步生涯到了尾声,努力却还没结束。

“这场抗争不只是为了我,而是为了表达立场,为了女运动员的尊严、平等和人权而奋斗。”赛曼雅说。

(王颖芝,“世界走走”编辑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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