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台湾媒体《报导者》副总编辑刘致昕新书《真相制造》序言，端传媒获授权转载。
二○一六年英国脱欧公投、美国总统大选结果跌破众人眼镜，在英美两国都发生选前反对脱欧、支持希拉蕊的民调大幅度领先，选举结果却截然相反的爆炸性结果，俄罗斯网军成功以假讯息改变选民意志及选举结果，成为各路专家在满地碎玻璃上找到的主要答案之一，“假讯息”、“资讯操作”、“认知战”，一跃成为全球各个民主国家的大敌。台湾也因为二○一八年底县市长选举及公投蓝营击败民进党，尤其韩国瑜在民进党已经执政二十年、绿油油的高雄大胜，将中国假讯息视为影响选举结果的主因之一，于是如何将假讯息、认知战等资讯操作阻挡于境外、被民众唾弃于境内，被视为是捍卫台湾民主制度的关键。
宗教改革支持者与罗马教廷间透过简单、常民能看懂的文字、插画传播自己的想法也攻击对方，内容和现在政党互相攻讦的哏图、迷因图没有多大差别，要是认真深究，许多内容夸大加料到也能被归类为广义的假讯息。
但这种假讯息犹如幽灵般忽然出现，妖风一吹就让选民如同丧尸般听从命令投下选票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假讯息、造谣等指控，经常是争议两造受到攻击时的本能回应，并不是真的假讯息。而就算是真的假讯息及资讯操作，也是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它们之所以发挥强大的作用，是社会给予一段时间的培育及酝酿，慢慢形成完整的假讯息生产与消费的产业链。
刘致昕的这本《真相制造》，带给我们目前假讯息分析与揭露中，最欠缺的跨国产业链及生态圈分析。
当代社群网路的破坏式传播革命所带来的讯息战争，是人类社会中的常态，并不是首例。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可以说是第一个因为传播技术革新带来冲击性的政治传播，在古腾堡发明活字印刷术后不到七十年，马丁．路德不满于天主教廷的腐败及垄断性诠释教义，撰写宣言、文章及小册子，由于活字印刷的普及，马丁．路德的文章被大量印刷及传播。艺术历史学者拉塞福（Paul Rutherford）就比喻，对于马丁．路德及其支持者来说，罗马教廷就是讯息的守门员，像当代新闻媒体的编辑室一样控制着新闻的内容及产制，宗教改革的理念，透过新型、不受管制的传播模式挑战保守腐败的天主教会。
而当时影响最大的不是马丁．路德翻译的德文版圣经，而是小而轻量的小册子，宗教改革支持者与罗马教廷间透过简单、常民能看懂的文字、插画传播自己的想法也攻击对方，内容和现在政党互相攻讦的哏图、迷因图没有多大差别，要是认真深究，许多内容夸大加料到也能被归类为广义的假讯息。
宗教改革让世人认识到新的传播技术能带来强大的社会冲击力，并改造了基督教。宗教改革产生的许多新宗派，持续使用类似方式彼此攻讦，累积太多仇怨，也爆发宗教冲突甚至战争，而既得利益者看到印刷术对权力的威胁，也开始加强文字印刷品审查。
欧陆的印刷品审查制度，其实也随着欧洲势力的扩张，带到各个殖民地，独立革命前的美国也不例外。许多在独立革命时发挥重要宣传作用的报纸，其实都是各州殖民地严格言论管制下的官方机关报，或是由殖民地总督指派官员兼任编辑的传声筒，当社会形势改变，许多殖民政府机关报、传声筒的编辑或主事者，转而支持独立革命。例如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宾夕法尼亚报》就是拿殖民政府补贴，根据统计，在独立革命前，报纸内容仅有二一％提到北美殖民地，并且极度保持不得罪政府的“中立”。在革命后，与富兰克林有关的《宾夕法尼亚报》及《宾夕法尼亚纪事报》都成为支持革命的重要报纸。
美国的开国先贤在革命成功后，认识到出版自由极其关键，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载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要注意的是，虽然美国的各党派政治人物都强调政治言论不受管制，但这时候他们捍卫的是自己掌握媒体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各党派及政治人物都养了对自己绝对服从的报纸，并且除了从政府预算中拨款补贴自己的媒体运作，也任命亲信在担任公职的同时兼任报社编辑，这时的美国报纸是政治人物及党派的传声筒、看门狗，不仅做业配，还直接国库通报社金库，内容固然有至今仍在传颂的政论文章，但也有极其乌烟瘴气的部分，自己做假讯息攻击政敌，也指责政敌报纸散播谣言。
例如支持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美国公报》，编辑芬诺（John Fenno）身兼财政部官员，除了拿国家薪水帮总统做宣传，还确保国家的补贴能稳定供给《美国公报》。之后美国在联邦政府权力的设计上爆发政争，汉米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联邦党人掌握了《美国公报》，民主共和党的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成立《国家公报》与之对抗，相互骂对方是寄生虫、疯狗，两边领导人担任公职时不断拿国家资源扩张报纸的发行及影响力，报纸成为党派恶斗的侧翼。
现在社群媒体兴起造成的假讯息乱象，并不是单单是社群媒体的问题，而是前一代主流传播管道影响力走下坡、无力应对尖锐的社会矛盾造成。
同一时间，美国经济持续成长，并且吸纳愈来愈多的欧陆移民，都市化程度不断提高，商业报纸在印刷机效率大增下开始兴起，党派媒体是要宣传理念、攻击政敌，商业报纸则是为了发行量哗众取宠，所谓黄色小报指的就是这个时候兴起的商业媒体，最著名的就是普立兹的世界报集团及赫兹的纽约日报集团。历史学家麦杰尔（Michael McGerr）就指出，十九世纪的美国，主要是党派媒体、商业媒体及独立媒体三种，党派媒体在十九世纪前期是主流，十九世纪中叶后，商业媒体兴起并且急速成长占据报业市场。
商业媒体锁定社会新闻、娱乐、八卦丑闻等消息，为了销量编故事、制造假新闻层出不穷，虽然报纸内容降低党派政治色彩，但却是为了冲高发行量，与各种政治人物建立关系且报导耸动式正负面政治新闻，最显著的案例就是以极其耸动的方式报导美国军舰在古巴爆炸沉没的消息，在美国军舰受攻击的原因仍不明的情况下，当时的《世界报》及《纽约日报》用洒狗血的方式报导美国大兵的牺牲，《纽约日报》甚至直接要求美国出兵，许多美国学者都认为，黄色小报可以说是美西战争的重要推手。
也就是说，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媒体环境，政治与商业的结合，媒体为了要权要利可以不要脸不说，还举着维护美国利益的大旗戕害社会，整个媒体乱象，比起现在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美国十九世纪末媒体乱象走到最高峰，但却没有搞成宗教改革后酿成天下大乱由政府甚或独裁者出面进行媒体管制及国家审查，反而透过建立媒体专业产生媒体产业自律，研究美国媒体发展的学者莱德（Jonathan Ladd）指出，从二十世纪初到一九七○年左右是新闻传播历史上非常特殊的时期，人类历史上充斥着造谣、假讯息的传播模式，在这段时间因为建立起媒体自律的规范，有了大幅改善，虽然黄色小报仍存在、并且也保有极大的发行量，但许多媒体在兼顾专业及商业利益的情况下存活并有极大影响力，媒体及记者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甚至被誉为第四权。
但媒体专业及媒体自律能兴起也不是凭空而来，十九世纪末的进步派运动强调专业主义及厌恶两党恶斗，是主要的推力之一，而二十世纪前半叶开始，也刚好是美国历史上党派斗争最缓和、两党意识形态差距最小的时期，此外，美国国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第一，虽然后来有经济大恐慌的冲击，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经军都是世界独强，使得人均收入高并且兼顾社会平等，此外，美国报业在经过激烈的竞争后，许多城市都只剩下一间报社。在政党恶斗和缓使得政治人物介入媒体意愿降低、社会平等使得社会矛盾缓和、报社没有竞争压力下，新闻媒体工作者开始能打造自己的专业尊严，并且在证明仍有市场的情况下，效应开始扩散，就连普立兹都“从良”，除了公开支持新闻专业，并捐款成立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还设立了著名的普立兹奖，至今仍是优秀新闻工作者戮力追求的桂冠。
所以，现在社群媒体兴起造成的假讯息乱象，并不是单单是社群媒体的问题，而是前一代主流传播管道影响力走下坡、无力应对尖锐的社会矛盾造成。美国媒体在一九七○年代后就开始走下坡，除了收入锐减，也成为体制的一部分，政治人物固然不直接掌控媒体，却透过私交、喂新闻的方式让媒体成为体制的一部分。当一九六○年代开始民权运动、保守派运动不断冲撞美国社会，党派斗争也开始激化，加上一九七○年代后社会不平等恶化，媒体仍是整个体制的维护者，常出现维护与自己立场接近或私交良好政治人物的报导，看不见愈来愈深化的社会矛盾，专业与自律反而是自己不作为、无视社会改变、反省编采问题的挡箭牌。自由派与保守派都开始批评媒体的建制化，找空间与缝隙吸引不满的群众，并且期望透过媒体传播像滚雪球般扩大，网际网路及社群媒体的出现刚好提供了工具，一开始是对体制不满的理想主义者使用网际网路突破主流媒体，并且将其视为媒体改造乃至于社会改造的希望，但网际网路及社群网路扩大规模后，反而让没有底线的政治人物、网红能与愤怒的网路乡民结合，不断制造出真假参半又制造社会冲突的各种传播利器。
台湾在这个部分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存活的媒体是程度有别的传声筒，并且在有限的市场下进行商业竞争，在绝大部分新闻工作者不具备新闻专业及坚持下，虽然进入民主化时期，却面临更激烈的商业恶性竞争，不仅造成劣币逐良币，主流媒体本身更是假讯息产业链的一部分，除了有商业利益的考量，不用查证散播讯息既省成本又赚流量，也有与特定党派合谋进行讯息战的政治谋略。而台湾相对更少量的专业新闻工作者，难以撼动整个大局。
其实对于政治人物及投资者来说，现在的假讯息及资讯操弄工厂的商业模式，才是它们追求的目标。拿出真金白银，本来就要得到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体制化的媒体没有影响力不说，还太多条条框框，同样一笔预算，投放在假讯息及资讯操弄上，才能获取直接的政治及经济效益。
由新闻专业及自律建立起来的假讯息防火墙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但从二十世纪初这个传统之所以能成功建立的基础，我们却能看到更重要的东西，假讯息、资讯操弄、传播乱象是一套镶嵌在社会运作里的产业链及生态圈，它们是从社会矛盾找到缝隙及养分才能生根茁壮，要先从深入理解、分析这个生态圈出发，才能对症下药。
《真相制造》以深入调查采访及分析的方式，完整呈现假讯息的跨国产业链及生态圈。印尼的宗教、族群冲突酝酿出假讯息的温床，社群媒体的分众特质及同温层效应带来网红圈粉经济，政治动员及经济利益同时驱动各路人马的极端化。德国则是移民社群的大增激化极右派兴起，而极右派成功透过网路动员、集结，加上德国本身种族屠杀的历史，更使得移民对于德国社会不信任。这些国家，我们都看到每个行动者，如何受到社会变化的影响，又如何因为新的传播模式，将自己的理念与看法扩展到极致，而社会敌对情势愈尖锐，就愈口不择言甚至不择手段，文斗升级为武斗，酿成暴力行为及恐怖主义攻击。
更重要的，书中也具体描绘出民众为何从一般的受众，成为讯息产制的战士。比起过去民众只是单纯的阅听人及消费者，现在民众除了透过社群网路的特性成为意见发表者，还因为网路金流机制的日趋完整，担任讯息产制的兼职或专业受雇者，透过内容农场赚取积少成多的流量费，讯息操作已经完整架构出委托者、大盘商、中盘商、受雇者完整的产业链，在社会矛盾愈尖锐、愈要资讯操作的情况下，则能因为政党、政治人物乃至于政府下大笔预算而赚取暴利。 这样的生态圈，用理念建立、业务发包、政治利益、商业暴利的复合多重机制中圈人滚钱，高尚的理念与世俗的铜臭能完美结合，共同打造讯息产制的驱动力，每个人都有任务，有机会爬升，也有可能摔得尸骨无存，政府、政党、商业利益、公司、一般人都在社群网路乃至于实体世界的修罗场中相互声援、撕咬。
总而言之，讯息操弄的生态圈，并不是一群阴谋破坏者，在阴暗的角落所进行的秘密颠覆活动，它距离你我仅一步之遥，自己的工作所在机构或许都曾购买相关服务、自己或自己的朋友也因为情绪被调动而分享相关讯息，这是一个镶嵌在社会基本运作里的产业链，与其他产业或多或少都有关联。
这个讯息产制的丛林时代，最后是会往混乱到极致后由政府管制甚至于独裁者接手收拾的局面，还是再度成功架构出新的专业及自律体制？刘致昕也花了极大力气及篇幅，呈现各国公民社会如何对抗假讯息及讯息操作。美国十九世纪末由下而上推动的进步主义，在改造讯息大乱战的媒体产业有正面的效果，从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的全面性讯息操作产业链分析再到可能的对抗性力量，对于对抗讯息操作的下一步该怎么走提供了重要资讯及方向，毕竟从人类历史来看，当代由社群媒体为基础造就的假讯息及资讯操弄乱战，并不是最坏的时代，我们仍有许多的过去经验与当下资源，往一个新的、具有专业及问责精神的资讯传播体制迈进。
（本文作者为政治大学创新国际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