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来到美国时，樊嘉扬还不会说英语。她的梦和日记都是中文的。她曾觉得失去语言是“一个创伤”，“就像盲目地走进了一个我不懂得规则的游戏。”在学校，她听不懂老师讲课，也不敢发言。她带去学校的米饭和鱼冻在中午化开，散发出浓烈的气味，与周遭格格不入，而她甚至听不懂同学们对她的嘲弄。在起初的几年里，她几乎没有朋友。“很长时间里，母亲是我最好的朋友——比大多数同龄人都要久，因为我只有她可以交谈。”她和母亲常去借当时在中国流行的电视剧录像带，比如《北京人在纽约》和《爱你没商量》。母亲从中国带来了小学语文课本，读课本成了樊嘉扬的“娱乐活动”。她们常看中国的新闻，1997年香港回归，电视上五星红旗飞扬在香港的码头，她和母亲拥抱在一起，激动地大喊“终于！”
如今，樊嘉扬不再是不敢说英文的移民女孩，而是继何伟（Peter Hessler）、欧逸文（Evan Osnos）之后第三位在《纽约客》（New Yorker）因报道中国而成名的作家，也是《纽约客》第一位出生于中国的记者。她笔下的中国故事超越了地理边界，成名作之一是报道曼哈顿唐人街一家华人银行的借债内幕。但她常因为报道而受到中国网民的攻击。2019年，在一篇刘慈欣的人物访问中，她写道刘慈欣在酒后表示民主不适合中国社会，并向刘慈欣询问了关于新疆、中美关系等问题。中国网民指责她的采访是对刘慈欣“设套”，是“歪曲、阴阳怪气”的“诱供”，并控诉她的写作动机是为自己的“叛徒心理”辩护。
樊嘉扬曾表示，她的母亲离开中国几十年，但从未放弃对祖国的忠诚与爱。2011年，母亲确诊渐冻症，身体肌肉逐渐萎缩，无法移动，甚至无法吞咽，只有眼睛能够眨动。需要交流时，樊嘉扬就会拿起字母表，用手指一个个划过，而母亲会在她想说的字母前眨眼。即便如此，每当樊嘉扬要报道中国议题时，母亲都会用双眼慢慢眨出她的嘱咐：“不要说中国坏话（donot against China）。”
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樊嘉扬作为《纽约客》的记者到香港采访，和示威者们一起走在街头，给遭遇催泪弹的人们提供盐水，却因为讲普通话而被怀疑是大陆间谍。她不得不出示美国护照和《纽约客》记者证自证清白。她将现场争执的视频发到推特上，感叹“我的中国面孔成了我的负担”。之后，许多大陆网民揪住“中国面孔”和“负担”的措辞，控诉她背叛祖国，不愿当中国人；而一些香港网民因为她在报道中没有完全支持示威者的立场而感到不满——她在报道中记录了普通话人士在香港遭遇的歧视，以及示威者的一些暴力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