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短文原发于作者脸书，端传媒获授权转载，标题为编辑所拟。
近日看台湾的新闻和相关脸书，都有种坐时光机之感，路上空无一人，医护人员手持鼓励标语自拍，出入公共场所要刷QR码，分享在家不出门时应该干嘛，这都是去年世界各国经历过的事。
当然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都是特殊的，其他场域的人也不必特别跑去台湾人面前说“哎呀这些我们都经历过了啦”。
但从群体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次疫情爆发，可说是对台湾社会“特殊性”（particularism）意识形态的巨大撞击。
因为与中国的历史纠结，台湾的国际处境特殊，在多数的台湾人心中，这种因历史而产生的特殊性其实是负面的，所以有许多人会说希望台湾是一个“正常”国家，“正常”，就是去除特殊性之意。
然而在过去一年多，因为防疫的成功，这种特殊性突然逆转成一种正面的事，在全世界被疫情肆虐之际，台湾几乎不受任何的影响，台湾社会的主流舆论认为台湾是特殊自外于世界的，（其实和台湾一样有岛国地理优势的澳洲和纽西兰情况也是类似），主流媒体开始彰显这个特殊性的正面（得到国际认可，外国人来台觉得好棒，全世界看台湾的职业运动等），仿佛过去一年多这种特殊性的正面，可以将历史的特殊性的负面抚平，任何对这种特殊性的挑战（如要求全面普筛之类），都会受到强烈的抨击。
吊诡的是，这种特殊性的优越意识，不只是疫情一开始对中国时存在而已，虽然台湾的实质独立其实是靠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武力维持，但台湾社会也会对西方展现优越意识，（包括Taiwan can help），这可以说是一种后殖民或被殖民者的情结。
但也因为这种特殊性的正面，让台湾社会对疫情的理解与世界出现巨大落差，一年多的战备时间，只换来不到0.5%的疫苗接种率，全世界倒数，一直到一个星期之前，台湾的主流民意都还是认为，自己可以在不被感染也不用打疫苗的情况下撑到疫情结束，政治人物艺人职业球员甚至医生公开说自己不会去打疫苗，网路也充斥“疫苗让给其他国家的人打，台湾人不需要的言论”。
在近日疫情爆发以后，网上出现“看好了世界，台湾人只示范一次，在两个星期内解除三级”，“自动封城是台湾奇迹”的言论，其实也是害怕失去这种特殊性的焦虑。
法国非裔马克思和泛非洲主义者法兰兹·法农曾说，民族主义精英的所谓国家文化不过是特殊性的堆叠（大意）。这种特殊性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在文学艺术上，或是政治民粹上，如果走到极端，其实很容易成为极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台湾人常视自身（受到中国的）压迫经验为台湾独有，但其实若比较以巴、库德族、香港、甚至历史上华人在马印、黑人在美国的压迫经验，台湾的处境并不是最糟。相反地，在过去一年多的防疫成功经验，所谓“正常”的生活，在全世界也不是台湾独有。
民族主义者常彰显压迫经验的特殊性，来凝聚团结意识，这其实并不困难，从中国的小粉红，泰国的“国耻”论，马来西亚的马来右翼，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都会向群众强调，自身的压迫经验很特殊，自身面对外力的“巨大威胁”。
但若纵观世界上的每个个人，有多少人是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没有压迫经历的呢？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作为一个道德普世主义（Universalism）者，我觉得疫情爆发若能让台湾社会少些特殊性，多些普世性，对于台湾久远的未来是好事，也是不幸中一个正面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