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书摘】蒋经国的台湾时代：中华民国与冷战下的台湾

【编者按】本文为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林孝庭最新出版著作《蒋经国的台湾时代：中华民国与冷战下的台湾》导论，端传媒获出版社远足文化（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授权刊出。

二○二○年二月，蒋经国私人日记于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档案馆正式对外界公开，这是继二○○六年蒋介石日记开放后，另一件引起全球华人社会与学术界瞩目的盛事。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蒋经国在中华民国总统任内离世后，三十余年来，其历史地位与评价仁智互见，也引发不少讨论；在台湾，怀念他的百姓，感念宝岛在其领导下，安然渡过内政、外交与经济上的重重难关，至今屹立不摇，特别是他在七○年代行政院长任内推动“十大建设”，带领台湾迈向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又在政治上启动本土化工程，大量提拔本省籍菁英，并于晚年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开启两岸交流之窗；对他怀有敌意者，视其为早年台湾“白色恐怖”主使者与执行者，主导情治工作，以国家安全之名，行破坏民主与人权之实，并要他为“孙立人案”、“雷震案”、“林义雄灭门血案”、“陈文成命案”与“江南案”等重大政治案件负起责任。海峡另一端的中国大陆，在过去一段时间民间舆论也曾出现一股“蒋经国热”，小蒋在台湾的治理经验是否可能成为未来中国大陆的一面镜子，颇引起讨论与关注。无庸置疑，随着蒋经国私人日记的公布，以及这些年来中、外相关档案陆续解密公开，吾人得到一个走进其内心世界的宝贵机会，据此，以较为理性客观的态度来深入理解与研究蒋经国，提出新的历史叙述、诠释与观点，不但成为一个可能，更有其必要性。

早年经历

一九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蒋经国出生于浙江奉化，父亲蒋介石，母亲毛福梅，从六岁起直到十二岁，他在家乡接受中国传统启蒙教育。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五年间，在上海与北京先后完成小学与中学教育之后，他决定前往苏联留学，并获得父亲的同意。此时正值中国国民党推行“联俄容共”政策，蒋介石所效力的广州国民政府内部充斥着俄籍顾问，中国各地不少有能力与影响力的家族，纷纷把子弟送往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就读，学习并感染俄国大革命之后新苏联的进步气息与革命思潮。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九日，年仅十五岁的蒋经国告别上海，搭乘轮船经海参威转往莫斯科，由于他是当时中国政坛明日之星蒋介石的儿子，加上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强，因此在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不久，即被吸收加入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此一时期其同窗友人包括邓小平、叶剑英、乌兰夫、林伯渠、董必武、廖承志、卜道明、王新衡、严灵峰、黄中美、邓文仪等人。

往后的漫长岁月里，由于时势造化，让这批热血澎湃、具有异乡革命情谊的同窗之中半数以上人士，成了两蒋父子政治上的敌人，其余则在蒋经国权力路上的不同阶段，追随并襄助之。

一九二七年春，掌握国民政府军事权柄的蒋介石羽翼渐丰，他发动“清党”，驱逐俄国顾问，并扫除国民党内的左派分子与中国共产党员。苏联当局与国民政府交恶之后，决定把莫斯科中山大学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遣送回国，然蒋经国却未在遣返名单之列，当时中共派驻苏联代表团从中干涉阻挠是原因之一，对苏共领导人史达林（Joseph Stalin）而言，在与蒋介石决裂之后，将其公子扣留下来，或可作为日后双方交涉时的一颗棋子。

在无法被允许返回故乡的情况下，蒋经国申请加入苏联红军，获准后被分派至莫斯科红军第一师，研习军事、政治与意识型态等课程。一九三○至一九三二年间，他先被分发到莫斯科一所电子机械工厂担任学徒，同时在列宁大学进修，之后又在郊区一处落后的集体农场里担任劳工苦力。这段时间他与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交恶，被指控受父亲之命，在苏联境内秘密组织“江浙同乡会”反革命团体，因此受到猜疑与排挤。一九三三年初，在中共驻苏联代表王明（陈绍禹）的敦促下，苏共中央把蒋调离莫斯科，送往西伯利亚乌拉山一个重机器厂担任技师，后来晋升副厂长。在这座偏远的工厂里，他结识一位名叫芬娜（Faina Ipatevna Vakhreva）的白俄女子，孤儿出身的芬娜，在小蒋最落寞的时候给予他同情、安慰与照顾；交往两年后两人于一九三五年三月结婚，同年底长子孝文诞生，这或许是小蒋被流放西伯利亚多年以来，少数令他感到快慰之事。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政府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与西北军将领杨虎城，于西安发动兵谏，挟持蒋介石，此一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成了蒋经国得以回到中国的转捩点。当时日本在亚洲的军事扩张政策，已严重危害苏联的远东利益，史达林认定中国共产党尚未成气候，唯有蒋介石的声望足以领导全中国，产生对抗日本的杠杆作用，因而指示中共派员前往西安调停释放蒋介石，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

国民党、共产党与莫斯科三方关系出现微妙的转折，也为蒋经国命运带来戏剧性发展；一九三七年春，苏共当局允许小蒋一家人返国，三月二十五日他离开生活十二年之久的俄国，经海参威回到上海，四月十九日下午小蒋夫妇在杭州拜见父亲蒋介石与后母宋美龄，老蒋在当天日记里写道：“经儿由俄归家，一别十二年，骨肉重聚，不足为异，而对先妣之灵可以告慰。”

蒋介石显然对这个在异国接受马列主义洗礼长达十余年的儿子，已无法全然放心，因而有意对他先进行一番观察与思想改造。

儿子回到故乡，蒋介石终于可放下无以面对母亲王太夫人、无以面对蒋家列祖列宗的沉重的精神负担。 在父亲指示下，蒋经国与妻小回到奉化故里，芬娜也有了一个中文名字“方良”，小蒋除与母亲毛福梅享受天伦乐之外，也在蒋介石的秘书徐道邻、汪日章与故乡奉化武岭学校国文教师黄寄慈等人指导下，重新学习中文，详读国学典籍与孙中山著作；在父亲要求下，他还着手撰写苏联生活的回忆录。小蒋日后忆及此段往事时曾委婉解释，“父亲因为我童年就已出国，而在国外时间又太长，怕我对中国固有的道德哲学与建国精神，没有深切的了解。”蒋介石显然对这个在异国接受马列主义洗礼长达十余年的儿子，已无法全然放心，因而有意对他先进行一番观察与思想改造。

初试啼声

来到赣南之后小蒋显然无所畏惧，他以迥异于传统国民党的非典型作风，把在苏联学的那套社会主义治理风格注入赣南。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日两国全面开战，蒋经国无法继续隐居故乡闭门读书、置身事外。时任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主动向蒋介石提议，让小蒋前来江西任职，置于其麾下。熊早年参加同盟会，后东渡日本，一九二五年自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返国追随蒋介石参加北伐；一九三○年起主持江西省政以来，负责围剿红军，厉行保甲政策，积极推动“新生活运动”，甚受蒋介石器重和欣赏，将自己归国不久的儿子置于熊式辉身旁学习成长，老蒋是可以放心的。一九三八年新年过后，蒋经国即从奉化来到江西省会南昌，他的第一个职务是省政府保安处副处长，兼任政治讲习学院总队长与新兵督练处处长，熊式辉自记初次见到小蒋时，“余无勉励语，但略略指示今后工作，而于旧日规模，则无一语提及”，似乎担心以长辈姿态提示教诲过甚，恐让年轻气盛的小蒋认为是老生常谈，心生厌烦。

初踏入江西政坛的小蒋，有着初生之犊不畏虎之气势；一月十日出席省政府首次工作会报时，他侃侃而谈，主张政治训练班课程应符合时代化与实际化，宣传工作应多招募一般民众加入，才能有具体成果，令主持会议的熊式辉留下不错的印象，暗地里赞美他“发言简要”，而其他列席省政府官员的表现，皆不如小蒋“平易发言”来得可贵。此后一段时间里，熊进一步观察考核小蒋，认为他表现沉厚，公开发言颇能掌握要领，因而在两人单独晤谈时，开始面授一些从政要诀，还把一九二九年他如何协助其父蒋介石应付唐生智叛变的经历提出来炫耀一番。老谋深算的熊式辉特地嘱咐这位后生晚辈，政治圈里“人心难测”，因此日后“用人宜注意观其行，不可专听其言”。

翌年（一九三九）春天，熊式辉把蒋经国从南昌调任江西第四区（赣南）行政督察专员，兼任赣县县长，辖区涵盖十一个县份，面积达两万三千平方公里，约台湾三分之二大小。这个地方自然条件贫瘠，经济落后，直到一九三五年为止皆由红军掌控，当地官员贪污腐化严重，烟馆与赌馆公然林立，地方豪绅嚣张，土匪与民团公开械斗，着实一片化外之地。熊式辉在蒋经国就任仪式上的训词意简言赅：“赣州是赣南重镇，地方犹有残余封建势力存在，宜恩威并用”。

来到赣南之后小蒋显然无所畏惧，他以迥异于传统国民党的非典型作风，把在苏联学的那套社会主义治理风格注入赣南。短短数年内，该地区的变革，不论是教育建设、经济政策、社会革新乃至干部训练，成果有目共睹，一时之间“建设新赣南”不只是一句空洞口号，还成了抗战时期媒体注目的焦点。

赣南时期蒋经国异于旧国民党的特立独行作风，曾为他添了不少麻烦。他以强制手段禁烟、禁赌、清乡与改革当地“土匪式”民团等老问题，得罪不少地方政治势力，人身攻击的黑函满天飞，政敌们甚至打算利用他喜好轻装简从，深入民间，放消息要暗算他。一九四○年夏天，小蒋在赣南各地探访民情，抵达安远县时，该县新田乡有一位绰号“唐老虎”的大土豪唐立靖，蒋久闻其名而且恨之入骨，他带着一群手下，临时找上门，在唐宅内搜出枪枝二十余枝，银币数百枚，当即下令交出所有军火财宝，“唐老虎”抗拒不从，蒋竟当场赏他数个耳光，然后将其强制拘捕。

此事随后在江西政坛传开来，但不知何故，却被描绘成“蒋专员遭土匪包围，经冲锋始脱离危险”。此一误传，加上欲谋刺小蒋的谣言不断，让江西省议会议长彭凌霄不得不请求熊式辉亲自出面，规劝小蒋保重生命，不要再轻易冒险。

多年以后，当蒋经国回忆起这些往事时，反省自己犯了“力求新奇”作风的错误，“求奇以动人，乃是自我表现”，不禁惭愧当时其作为实在太幼稚了。

然无庸置疑，三○年代蒋经国在赣南所展现的施政作为，极大程度形塑了往后半个多世纪里，他那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领导风格；由于看不惯中国旧官僚养尊处优的习气，小蒋以身作则，勤跑赣南各地视察，他不摆架子，短装草履穿梭在黑巷农村内巡行，与民众天南地北任意交谈，早年俄国生活的刻苦经历，让他比一般官僚对于民间疾苦有着更深层的体悟。这一时期，他多次在私人日记里真情流露出体察民瘼、济弱扶倾，感慨：“不忧社会上有贫富之分，而忧富者欺贫，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

抗战时期中国各地因民生物价上涨所带给老百姓的痛苦，他比任何人都要来得敏感；一九四一年初，在日军严厉封锁下，赣县米粮供应出现严重短缺，导致粮价高涨，而江西省政府又无具体对策，这令坐困县城的小蒋忧虑非常，心神不安，最后以“计口授粮”紧急措施来度过难关。

此种不以“官二代”自居的亲民作风，延续了四十年之久，即使在台湾时期他当上了行政院长、总统之后依然不变，而小蒋对于民生物价的高度敏感与处置反应，以及他在赣南所提出的诸多社会革新构想，在往后不同的历史阶段与场景（上海、台湾），将继续不断地呈现出来。

赣南时期一些蒋经国所结交的人物，在往后半个世纪里，对其公私生涯乃至台湾政治发展，皆有深远的影响。一九三九年春，一位名叫章亚若的女子透过友人介绍，进入行政专员公署服务，随后担任小蒋秘书，同年底并参加小蒋新创办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江西支部干部训练班，蒋对这位曾经有过一段婚姻的女僚属动了感情，两人坠入爱河，展开一段婚外情。这段时期方良不会体贴丈夫，也不太会过日子，时常因细故与小蒋争吵，难获丈夫欢心。

相较之下，章亚若的聪明、能干与可爱，皆让小蒋迷恋不已；一九四一年春天的一段时间里，蒋在私人日记里以“慧云”称呼章亚若，毫无保留地记载他对章的爱恋，坦言“感情之力量大矣”，一到没有上班的星期假日“即自觉精神无寄托之处，心甚不定”，以不能与章见面而深感痛苦。蒋自认他爱章亚若乃“出于至诚，发于内心”，然因大环境因素，有许多对不起她的地方，蒋心中有愧，并自问“不知其能谅我之苦心乎？”

这一段地下情让蒋经国爱得刻骨铭心，他一度以身为蒋委员长之子，无法做一个平常人自由自在生活而感到痛苦：“如慧弟能常时见面，则定能解闷。我不想名利，只想有自由呼吸，自由做人之可能。”对于无法与章亚若一起生活，他抱怨：“天下之事实在太不公道，为何不能使我满足此小要求？云弟如能同我在一起，则工作效力定可增加数倍。环境既然如此，惟有望云弟幸福快乐。”

一九四二年初，已怀上小蒋骨肉的章亚若自赣南前往桂林待产，此时蒋一度准备向妻子全盘吐实，并认真考虑两人七年婚姻是否划上句点，他所担心的是两个未成年子女孝文、孝章未来的生活与前途。

三月一日，章在桂林生下一对双胞胎，取名孝严、孝慈，五天后小蒋于赣南接此消息后，在当天日记里写下“心中喜极”四个字，并于两星期后利用前往重庆公差的机会，途经桂林探视母子。眼见孩子日渐长大，章亚若对于名分的问题日益焦急，五月间她写信给在桂林协助照料母子三人起居的小蒋旧部桂昌宗，表示内心之痛苦已到了极点。在赣南的小蒋读到此信后，自记“心中有不安之深感”。

不幸的是，章亚若于该年夏天突然亡故，其死因无确切的答案，成了一桩悬案，有传闻指她遭到小蒋身旁“护主心切”、具有特务工作背景的僚属所杀害，亦有称她确实是病死而非遭到谋害，至今真相依然无解。

微妙的是，检视蒋经国一九四二年日记原件，原本极可能记载他数次停留桂林的活动情形，以及该年八月章亚若去世前后数十天的相关页数，如今却不见踪影。一九五四年十月间，小蒋曾在该（一九四二）年日记本首页补记如下一段话：“翻阅旧日记，发现卅与卅一年之日记中，被人偷撕甚多，实为奇事，可能于卅八年侍父至马公时被偷。因抗战期间之日记六本，当时曾带在身边，置于一箱中，并未加锁，而且曾有一次奉命赴厦门公差，离马公寓所有二天之久，想必于此时被偷。虽已不记得其中所记为何事，但决无愧心事，故于心亦甚安也。”

同月底，小蒋又有如下一段不寻常记载，否认孝严、孝慈为其庶出，而是已故挚友、赣南时期上犹县长王继春与章亚若所生：“继春为人忠厚，生活朴素，为一最难得之干部，他在生时曾与章姓女相识，未婚而生孪子，当在桂林生产时，余曾代为在医院作保人，后来竟有人误传此孪子为余所出，后来章姓女病故，现此二孩已十有余岁，为念亡友之情，余仍维持他们之生活，并望他们有如其父一样的忠心，为人群服务。”

五○年代的蒋经国已居国民党权力接班梯队之林，在内外政敌环伺下，他绝无可能让早年这段无疾而终的婚外情，成为其政治事业更上一层楼之阻碍。除此之外，小蒋也无法不考虑父亲蒋介石对此事的观感，因而必须矢口否认他与章亚若这段往事，在日记里撒谎。尽管如此，真相终究无法被永久遮掩，早在八○年代中期，华府外交与情报圈即认定这对双胞胎确为蒋经国所生。

蒋经国去世后，其子孝武、孝勇也逐渐接受父亲早年外遇生子此一事实。一九四九年后这对双胞胎兄弟辗转来台，尽管从未被父亲公开接纳，却依然在刻苦环境中力争上游，日后分别在学、政界有所成就。一九九四年底，章孝慈于东吴大学校长任内访问北京时，因脑溢血中风陷入昏迷，一年之后辞世；蒋孝严则自九○年代起活跃于政坛，经历诸多党政要职，其子蒋万安在二○一六年踏入政坛后，亦被视为台湾政坛的明日之星。

赣南时期一位名叫曹聚仁的新闻工作者，是蒋经国当时往来密切且尊敬有加的友人。一九○○年曹生于浙江浦江，早年曾在上海担任中学教职，抗战爆发后改任中央社记者，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率先报导轰动海内外的“台儿庄大捷”。同年底他因在南昌采访而结识蒋经国，除了结交国民党要员外，曹聚仁于一九三九年前往皖南地区进行战地采访时，也与驻守当地的中共新四军将领叶挺、陈毅等人相识。一九四○年春，曹携眷定居赣南，与小蒋开始深交，两人维持亦师亦友的关系，蒋在推动地方政务之余，时常向他口中的“曹老师”请益，力邀他担任专员公署参议，但被曹婉谢。极为重视新闻与宣传工作的小蒋，于一九四一年秋天着手改组《新赣南报》为《正气日报》，曹不但积极协助，翌年起并担任《正气日报》总主笔。一九四三年初，报社遭日军轰炸后，曹聚仁受小蒋之托，一肩扛起艰困的复原工作，同年春天，蒋经国自赣南前往重庆谒见父亲蒋介石时，他带着曹同行，并将其引介给国府要员。

如此一位相交甚深的挚友，到了五○年代却成了蒋经国眼中的“流氓”与“盗贼”；本书稍后将论及中共高层如何透过当时以“自由媒体人”身分旅居香港的曹聚仁，作为向国府高层传达信息、进行和平统战的重要管道，而曹本人对此事的积极活跃，一度让台北政坛与美、台关系掀起万丈波澜，并对蒋经国的名声带来不少伤害。

与章亚若同为三青团江西干部训练班同学的王升，也是在此一时期与蒋经国结下深厚渊源；干训班结业后，王升因成绩优异而受到小蒋重用，被派往赣南地区几个最偏僻艰困的县份，推动清乡保安工作，颇有成效，此后追随蒋经国长达半世纪之久。章亚若去世后，王升担负起与章家联系、私下关照孝严、孝慈兄弟的特殊使命，一九四九年国府迁台后，他协助小蒋推动国军政战业务不遗余力，成为两蒋父子将意识型态与政治忠诚深植军队的头号反共健将。一九七五年夏天，随着王升出任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地位益加重要，在军中已凝聚成一股庞大势力，加上外界对蒋、王之间私交深厚的主观印象，让政坛上下对王升极为敬畏与忌惮。台、美断交后，王升奉命筹组“刘少康办公室”，统筹台北对北京政治斗争与反统战之重任，这段期间他的权势达到颠峰，甚至被西方国家视为蒋经国的接班人，最后他因位高权重，树敌太多，遭蒋经国放逐至南美洲担任巴拉圭大使。王升从云端跌落谷底，自此远离权力核心，也结束他呼风唤雨的时代。

读者将在本书接下来的相关章节里，感受到王升对台湾政坛的影响。

一九四四年初，蒋介石命蒋经国兼任新成立的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职务，此后小蒋往来穿梭于赣南与重庆之间。一年后，日军进逼赣南，他被迫离开工作与生活长达六年之久的赣县，迁居重庆，心中的依依不舍与对当地百姓的担忧，充分反映在此时的日记与函电里；在致江西省政府的离职电报中，蒋感慨︰“一旦远别，真不啻罔若失矣。弟服务赣南数载，心血今已尽付东流，往事已矣，夫复何言？”他期盼国军早日收复失地，重建必有希望。

从江西来到西南大后方，蒋经国的事业也开启一扇新窗；中央干校的性质类似莫斯科中山大学，以培养国民党革命干部与专业人才为宗旨，老蒋颇有以此一新职让其子以该校为基地，逐渐培养其个人班底之深层用意。

从一九四四年夏天起，抗战局势加速恶化，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深入中国西南各省，攻势锐不可挡，甚至连重庆也面临威胁，国府一度有迁往昆明之打算。为配合蒋介石“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动员号召，蒋经国奉命接掌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后改制为青年军“总政治部”，隶属中央干校），他从此开始涉入军队的政治工作。初掌青年军总政治部时，小蒋曾严厉警告僚属“不要在政工班内做特务工作”，可见他对情报业务与部队政工之间的分际，有一定之坚持。

然短短数年后，国府迁台初期的小蒋，竟然一人同时兼掌情治与政工大权，或许是他始料未及者，而小蒋欲在青年军内部拓展政工业务，与当时欲全面主导青年军的军政部长陈诚发生严重的冲突，抗战时期两人之间的芥蒂，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继续延续下去，让陈诚与其追随者，成了台湾时期小蒋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艰难考验。

蒋经国在重庆担任中央干校教育长时，一位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名叫李焕的学生，颇得其赏识，此后李焕一路追随，成为日后小蒋在台推动青年与教育工作的得力助手。七○年代起小蒋主持国政后，李焕成了国民党内推动“本土化”与提倡开明政治路线的指标性人物，与同一时期王升所代表的保守势力，形成鲜明对比。

蒋在中央干校的学生群当中，还有两位日后在台湾头角峥嵘，一位是一九四九年后成为报业钜子的余纪忠，另一位是同样在新闻媒体、文化与宣传工作扮演重要角色，曾于五○年代担任蒋介石新闻秘书的楚崧秋，这批所谓“干校系”成员，在国府迁台后与小蒋赣南时期的班底，同被视为台湾政坛上“太子派”的核心，在蒋经国日后的权力路上有襄助之功，却也制造不少麻烦。

步履维艰挫折多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如何与史达林交涉，接收当时已被苏联红军占领的中国东北，成了中华民国外交上的巨大挑战，蒋经国与留俄同学卜道明，随同行政院长宋子文前往莫斯科进行中苏友好同盟最后阶段的谈判，也成为他接触外交事务之肇始。该年秋天，小蒋以“东北外交特派员”的身分，随同国府接收大员前往吉林长春，与苏方人员进行艰困的交涉；同年底又以父亲“私人代表”身分，接受史达林之邀回到莫斯科，与苏方高层协商两国之间的各项争议。

蒋介石向苏方打出蒋经国这张牌，一来借由派自己儿子出面向史达林释出善意，二来精通俄语、长住俄国的蒋经国，应比其他人更能了解俄国人的想法与意图。此番机遇让小蒋暂时放下青年军与中央干校业务，远赴关外，在中国东北另辟政治舞台。无奈形势比人强，即使他以“太子”与“知俄派”双重身分出马，欲争取对苏外交工作之有利地位，却依然无法翻转国际政治“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从日本宣布投降直到一九四六年五月底，经过近十个月的时间，苏联红军才完全撤出国境。而在此期间苏方已完成控制东北资源与扶持中共势力的布局，也为短短两年后国民党丢失东北，乃至最后输掉整个国共内战、仓皇败退台湾，埋下了远因。

对蒋经国个人而言，处理战后对苏外交可谓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由于时局演变与命运造化，在二十年之后，他竟然还要再次为退守海岛一隅的中华民国政府与他年迈的父亲，处理台、苏之间一段不可能的任务。

卸下饱尝挫折的“东北外交特派员”职务后，蒋经国将重心转回到党务，亟盼能在国民党内找到一块自己可以耕耘的政治土壤，于是他再次把眼光投向三民主义青年团。顾名思义，“三青团”是国民党内推动青年工作的一个次级组织，一九三八年夏天在武汉成立，由蒋介石亲任团长。

翌年夏天，在父亲精心安排下，蒋经国在重庆参加国民党党政干部训练班，结训后被选聘为三青团中央干事，名正言顺地筹办起三青团江西省支部干部训练班，培养自己的班底。抗战胜利后，小蒋无法在中国东北打开局面，因而黯然回到江南。一九四六年春天国府还都南京后，他开始在各地筹划三青团青年夏令营，在嘉兴、北京、九江等地的活动，吸引了近千人参加，声势与规模皆浩大，其身旁幕僚大受鼓舞，敦促他应设法让三青团脱离国民党，自行发展成为新政党。亟欲拥有属于自己一片天地的蒋经国，对此议颇为动心，曾将其想法集结成一份《我们的政治意见》说帖广为流通，父亲蒋介石也不完全排斥此议，甚至在同年秋天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上，数次强调三青团的“独立性”，宣示其为“政治性独立组织”。

然而，三青团希望独立组党的构想，却遭到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首、国民党内实力雄厚的“中央具乐部”（Central Club；简称CC派）的强烈反对，CC派担心其派系利益受到不利的影响，于是结合党内元老，搬出孙中山遗训，向蒋介石直言诤谏，一旦三青团由团改党，势将进一步扩大党内分裂，如此将置党国安危于何地？蒋介石迫于压力，不得不收手阻止，因此三青团组党一事付之东流；尤其甚者，一九四七年秋天国民党中央决议实行党团合并，将三青团团员一律登记为国民党员，其原本的业务由新成立的中央青年部取而代之，成立不到十年的三青团遂寿终正寝，国民党内政治斗争与局势变化之剧，连当时西方驻华外交官都为之侧目。

蒋经国对于无法透过三青团搭起个人的政治舞台，甚感懊恼与无奈，自记︰“青年团的工作无法打开，是我内心最大的痛苦，我不能指环境之恶劣，亦不能怨人心之狠毒，只能责备自己之不努力，无办法。”

遭遇挫折的蒋经国退而求其次，欲保持其原本在中央干校地据点，但随后在与CC派新一轮交手之后，他又再度败阵下来；一九四六年春，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向蒋介石建言，称中央干校与成立于一九二七年、历史基础更悠久的中央政治学校，两者并存实浪费资源，毫无必要，建议合并改组为“国立政治大学”，直隶教育部，由原本兼任两校校长的蒋介石继续担任新成立的政治大学校长。此议获得老蒋同意，然而小蒋却因此失去一个舞台，心中不免失落。

一年之后，政大教育长段锡彭因病请假，教育部奉蒋介石侍从室旨意，派蒋经国代理，并由蒋介石署名发表派任令，此举在于让小蒋顺势掌握国民党干部的教育工作。不料消息发布后，政大校园内出现严重的抗议风潮，学生在各处张贴标语，反对“儿子教育长”与“父子家校”，要“不学无术的蒋经国滚蛋”。

老蒋勃然大怒，认定是CC派在幕后煽动搞鬼，不欲小蒋插足政大，在陈立夫极力解释澄清与重新整顿布置后，校园内一切反蒋标语全部被清除，改挂欢迎蒋经国“莅任视事”的大幅标语，但自尊心受沉重打击的小蒋，已决心不干这个教育长，连蒋介石也愤怒辞去兼校长的职务。

“政大教育长”的风波过后，蒋经国更加心灰意冷，感叹“世途险恶，予以我莫大教训”，此时此刻他只想远离首都南京这个是非之地。

平心而论，当时他的地位确实微妙尴尬，虽在党务与军事（青年军）业务都沾上一点边，却谈不上是核心人物，中央政府层级的政务没他的份，党务也遭到严重排挤，军事与情报系统更不容他有插足的余地，如以今日中国官场的标准而言，蒋经国实在是一个混得极窝囊的“官二代”。一九四七年秋天，随着国共内战的局势日趋紧张，无要职在身的小蒋，提出在各地建立“实验绥靖区”来对付中共的构想，将华北与华东六个省份划定数个绥靖区，再把各区之内的壮丁组编成“戡乱建国义勇队”，荷枪实弹，保乡保家，以巩固地方，根绝解放军兵员与粮食供应。不久之后此一主张获得采纳，国防部决定成立“戡建总队”，下辖六个中队，分别驻防苏北、皖北、豫南、鄂北、鲁南、冀东等地，直接受小蒋所主持的“戡建中心小组”指挥，该小组并肩负各地区的情报活动。

早在赣南时期，蒋经国在专员公署内即设有“特务处”，由留俄同学黄中美主持，下辖情报组与行动组，而公署所属机关与各县城内也都设有情报网，由三青团干训班学员兼任情报员，因此“戡建中心小组”的情报业务，是赣南时期之后小蒋再次经手特务组织的运作。

随着大陆局势快速恶化，“戡建总队”的功能无法充分发挥，内部人事严重倾轧，可预见其最后走向彻底失败的命运，只不过这个由小蒋一手催生的武装力量，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的尾声，曾为他本人在上海政治生涯最后悲壮的一幕，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九四八年夏天，中国各地通货膨胀严重，经济濒临崩溃，于是国民政府决定孤注一掷，推动金圆券改革，限期内收兑民众所持有的黄金、白银与外汇，加强经济管制，稳定物价，借以平衡国家总预算与国际开支。上海乃全国经济重心，蒋介石把整个上海地区经济管制的重责大任交给儿子，小蒋信心满满，带着“治理新赣南”的成功经验，调来“戡建大队”与一群旧班底作为后盾，在市中心中央银行大楼内设置办公室，开始他轰轰烈烈整顿金融秩序的行动。在小蒋统一指挥下，上海各地军警单位全员出动，到全市市场、库房、水陆空交通场所等地进行搜查，凡违背法令与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一律严惩法办。“戡建总队”喊出“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响亮口号，提出“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的崇高目标。而小蒋那句“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的政治格言更被传诵一时，其得意手下王升在短时间内即号召了一万两千名上海青年，成立二十个“青年服务大队”来协助整顿金融，取缔囤积居奇，并同时组织扩展上海地区的群众运动。

蒋经国雷厉风行的上海“打老虎”行动，初期确实有些成效，不但严办了几个敢向中央挑战的地方官商人士，也让广大的上海百姓愿意放心拿出手中的黄金和美钞来兑换金圆券；然而，当地财阀与官僚集团等既得利益者，却始终不愿真心与小蒋合作，向来以开明作风为外界称着的上海市长吴国桢，也不满小蒋的强势与专擅，愤而向南京中央递出辞呈，而种下了日后台湾时期他与两蒋父子水火不容的因子。

随着时间推进，“打老虎”的情势开始急转直下。九月初，小蒋为了立威，以违法囤积货物为名，将上海青帮大老杜月笙之子杜维屏抓起来，杜月笙不服，反咬孔祥熙与宋霭龄长公子孔令侃所主持的扬子公司，非法囤积大量物资，要求蒋经国依同一套标准对扬子公司查处严办。一个月后，小蒋果真下令查封扬子公司，逮捕若干职员，甚至传闻他还打算软禁孔令侃，人在南京的宋美龄获报后，立即向丈夫抱怨，她本人也亲自赶赴上海直接插手此案，要求小蒋放手。在宋美龄的施压下，于华北督战的蒋介石随后也飞来上海，召集各方进行调解，由于后母的干涉，“扬子案”再也办不下去了。小蒋在十月十六日的日记里坦承：“经济管制的工作，发展到今天，确实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关头。”

最后“扬子案”不了了之，让蒋经国一个多月来辛苦建立的“打老虎”声威付之一炬，此后短短两周之内，上海的金融情况快速恶化，通货膨涨已达十倍之谱，当地工人的生活指数也上涨了百分之一百一十。美国驻华人员观察到这是有史以来最坏的情况，上海各地群众骚动，流氓横行，老百姓抢购物资已成失控局面，民怨甚深，“打老虎”初期威风凛凛的“戡建总队”与“青年服务大队”也束手无策。

十月底南京立法院召开会议，要求中央立即取消限价，维持市面，行政院长翁文灏因迫于压力，于是决定自十一月一日起取消经济管制措施，财经改革宣告全面溃败，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蒋经国一人身上。数日后小蒋发表沉痛的《告上海市民书》，并向市民致歉，随后悄然离沪，国民政府的金圆券改革黯然收场，民心尽失，其在中国大陆统治的终结，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对小蒋个人而言，上海的严重挫折让他在往后漫长岁月里，心理上对孔、宋家族留下至为恶劣的烙印；政府迁台不久的一九五三年，当时正值壮年的蒋经国感叹：“孔宋的黑影，始终紧跟着我，不知何日方可摆脱也。”

二十五年之后的一九七九年，他已贵为中华民国总统，只要一想起孔令侃这个人，内心的愤慨依然如昔，除私下痛批孔“非人也”，还不忘提醒自己，对于过去孔、宋家族“祸我国、害我家”的诸多往事，“何能忘耶？”

在中国大陆的最后时刻

当老蒋受到众人唾弃，小蒋适时扮起“孝子”的角色；父亲下野后近一年时光，他随侍左右，分忧解劳，父子俩一起度过这段人生最黑暗的时光，其中一九四九年春天发生的一段惊险意外，让小蒋深刻体悟到必须全力发展一个可以牢固掌控的特务组织，并有效地控制军队与青年学生。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黯然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的职务，华府则准备对国民党采取“袖手旁观”的消极政策，静待中国的政局尘埃落定。老蒋下野当天，正好是美国新任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上任首日，艾氏在办公室听闻老蒋下台的消息，不禁一阵欣喜，戏称“我进来，蒋出去”（I coming in, Chiang going out），并由衷欢呼“我们过关了！”（We passed），华府高层对蒋介石与国民党鄙夷之情溢于言表。

当老蒋受到众人唾弃，小蒋适时扮起“孝子”的角色；父亲下野后近一年时光，他随侍左右，分忧解劳，父子俩一起度过这段人生最黑暗的时光，其中一九四九年春天发生的一段惊险意外，让小蒋深刻体悟到必须全力发展一个可以牢固掌控的特务组织，并有效地控制军队与青年学生。事情原委如下：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为了向中共释出善意，以利和谈，便下令撤销“勘建总队”。鉴于当时国军主力已遭解放军击溃，小蒋听从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代理局长贾亦斌之议，征集青年军万余人，在华中、华东与西南地区成立三个“预备干部训练总队”（简称“预干总队”），作为日后另起炉灶、筹建新军的干部储备库，而其中华东地区预干总队四千人，由小蒋一手提拔且信任有加的贾亦斌兼任总队长。二月初，华东总队调入浙江嘉兴，眼见国府朝不保夕，贾亦斌有谋反之意，他暗自与中共联系，准备携手国军伞兵总队部分兵力于南京“起义”，最后因伞兵调派未果而作罢。三月间，蒋经国透过管道得知贾亦斌情况不稳、预干总队可能叛变的情报后，于是进行必要的人事布置，报请国防部将贾予以免职，并由副总队长黎天铎接替之。

四月六日，驻防嘉兴的预干总队果然出现哗变，贾亦斌率员胁迫黎天铎，要求部队立即开拔至莫干山，与当地共军游击队合流，向奉化地区展开行动。黎迫不得已，对部队下达“行军演习”指令。翌日，预干总队行抵乌镇，浙江地区的国军警备部队赶来救援，以优势兵力瓦解预干总队进一步的行动，于是贾亦斌在仓皇混乱中率领“起义”部队分三路突围，逃往江西。

引退于故乡奉化的蒋介石虚惊一场，把蒋经国严厉责备了一番。盖嘉兴距离奉化仅一百七十公里，约三小时车程即可抵达，可以想见当时情况之危急。小蒋自认该事件对他打击甚大，数日过去后“内心痛楚犹深”。

内战晚期各地国军部队多已无心恋战，高级将领向解放军投诚之事频传，不足为奇。然而，此意外带给蒋氏父子最大的震撼，在于“预干总队”乃出自青年军与三青团的小蒋嫡系，如果连这支队伍都可能叛变，那么还有什么武装力量可让他们放心？无怪小蒋要大叹“世事艰险，人心难料”。

此风波落幕不久，蒋介石决定由其子出手整顿濒临瓦解的情报组织，来到台湾后，“保密防谍”工作意味着将牺牲许多无辜生命，但在蒋经国心中，为巩固领导中心与政权安危，或许他坚信即使要付出再大的代价，亦在所不惜。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几个月，蒋介石多数时刻都处在前途黯淡未明与惊涛骇浪的不安状态之下。前一年秋天，妻子宋美龄匆忙离华赴美，为争取新的美援而做最后一搏。在老蒋下野后最惨淡的时光，只有随侍在侧的儿子可以信任，蒋经国替父亲分忧解劳，甚至多次出入险境，为延续中华民国的祚命而奋力不懈；五月底上海沦陷前他冒险前往督导国军撤退，以及九月间他单枪匹马深入虎穴，前往昆明替父亲争取态度摇摆的云南省主席卢汉，皆是例证。

往后的岁月里，小蒋还将多次担当此类危险的任务，国府迁台初期国军孤悬西昌一隅最后的根据地，浙江外海大陈岛的撤退任务，“八二三炮战”时金门外岛战地最前线，以及国军游击队在滇缅边境原始丛林里的险恶据点，都曾留下小蒋的足迹。而两蒋父子因共患难而凝聚出来的命运共同体，是老蒋其他亲信僚属无法取代的，这对日后小蒋得到父亲绝对的信任与其本人的接班态势，确实有加分的效果。然而，“太子”地位是否可直接转化为一把政治“尚方宝剑”，保证仕途一帆风顺，却是本书要进一步探究的；大陆时期的蒋经国，在政坛上曾遭遇数次挫折打击，台湾时期的蒋经国，其权力之路也绝非吾人所认为的理所当然。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在四川成都督导国军防御作战的蒋介石，得知前一晚卢汉已将飞往昆明与他讨论在云南建立反共根据地的国府要员软禁起来，卢汉不但通电宣布效忠毛泽东，还致电要求四川各国军将领倒戈，扣留蒋介石。眼见大局已无可挽回，于是两蒋父子在最后一刻搭上专机，从成都飞往台北，告别中国大陆。

对蒋介石而言，抗战胜利后顶着同盟国四强之一的光环，却在短短四年就丢失整片大好江山，退守台湾，这绝对是其政治生涯中最不堪的一页。然而对蒋经国来说，国府播迁来台后，痛定思痛，重新改造并重组权力核心，不啻意味着大陆时期党内各派系与地方势力的消散瓦解，而这些派系与势力被阻绝于台湾之外，实有益于缓解其日后所面临的阻碍。整体而言，与大陆时期相较之下，小蒋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对于其更上一层楼、最终顺利接班，局面应属相对有利。

台湾：历史的新起点

以今日民主时代的标准来衡量过去这段历史，两蒋父子作风被视为“独裁”，不足为怪；而小蒋受命督导情治工作，其对五○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所应负之政治责任也无从回避，但若把时光回溯至半个多世纪以前，或许我们更想知道，当时参与其中的蒋经国，其内心的想法究竟为何？

一九四九年以前蒋经国在苏联与中国大陆的各种经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一九四九年以后他在台湾时期的作为，而中华民国政府撤退来台后的蒋经国，即是本书聚焦所在。数十年来，以传记体形式、按照年代顺序描述蒋经国一生的中外著作汗牛充栋，歌功颂德者有之，批判嘲讽者亦不少，本书无意重炒冷饭，而是充分利用台、美、日、英等地近年来新解密的档案文献，特别是敝人服务的胡佛档案馆新公开的蒋经国日记，来剖析台湾时期小蒋在国安与军事情报、敌后特务、白色恐怖、政工、对外关系、经济与民生建设、政治本土化、民主化与两岸关系等重要领域之作为，设法还原并呈现其内心对这些议题的深层思维。这其中固然有不少鲜为人知的新故事，即使是论及吾人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也因本书基于新史料的分析，而得以补充过去研究成果之不足。如果说十余年前蒋介石日记的公开，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吾人对于老蒋本人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理解，那么这一部蒋经国私人日记，或可比拟为解开一九四九年以后台湾内政、外交与两岸关系秘辛的一把锁。

本书包含三大部分，第一篇以三个章节窥探蒋经国与台湾的军事情报、军队政工、国家安全与敌后工作之关联，以及他与美国情报机构──主要为中央情报局──长达三十年的爱恨纠葛，时间限度从五○年代初期到七○年代他主掌国政后所发生的诸多争议。众所周知，台湾时期蒋经国的政治生涯始于情治、特务、敌后与军队政工，国民党在威权统治时期的国安议题，其内容与威胁来源由领导人定义，而后下达各部门来执行，套句小蒋本人的话，国安工作“要作领袖的耳目，对党国负革命安全之责。”

以今日民主时代的标准来衡量过去这段历史，两蒋父子作风被视为“独裁”，不足为怪；而小蒋受命督导情治工作，其对五○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所应负之政治责任也无从回避，但若把时光回溯至半个多世纪以前，或许我们更想知道，当时参与其中的蒋经国，其内心的想法究竟为何？另一方面，小蒋逐步掌控台湾情治系统的经过，似足以反映其权力消长起伏，他虽贵为蒋介石之子，但在权力路上却远非一帆风顺，免不了遭遇挫折，此一事实充分展现在小蒋初掌军情业务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以及美国政府对他的强烈猜疑。一言以蔽之，在冷战时期全球政治格局壁垒分明的态势下，具有苏共背景的蒋经国在本质上即很难获得老美诚心接纳，成为同属“自由阵营”一员之台湾未来理想的领导人。

五○年代起，台北与华府基于反共战略的利益，建立起坚实的同盟关系。然而，在看似稳固的表象下，双方为了自身利益而在各方面进行角力，蒋经国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之间的互动秘辛，体现出台、美关系尽管密切，彼此却仍依现实权力的原则来运作；以自我利益为考量，从而让此种“盟邦”关系呈现出另类风貌。六○年代起，当蒋经国逐渐从政治幕后走向台前、为接班做准备之际，他逐步放下见不得光的情报业务，然而从一九七二年以行政院长之姿取代父亲、出掌国政，直到一九八八年于总统任内骤然长逝，来台后蒋经国赖以立足的军事情报、国安与政工三大领域，却屡屡出现危机，迫使他必须以国家领导人的高度亲自涉入，设法管控危机并挽救危局。这些难题不但对其领导统御带来沉重的压力，也让台、美关系蒙上阴影，影响所及，对八○年代国民党权力基础与晚年蒋经国的人事布局，更带来深远的影响。

本书第二篇以四个章节探讨蒋经国与一九四九年后台湾的对外关系，其中台湾与苏联秘密外交的开展，以及蒋经国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是笔者关注的焦点之一。六○年代起中、苏共发生严重分歧，双方的关系江河日下，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苏联当局不但有意停止两国的贸易，废除同盟关系，还准备摧毁大陆境内的核武设施，甚至密谋推翻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中、苏关系转坏的同时，美国朝野则逐渐改变对华政策的观点，并谋求改善与北京关系。一九六九年春，中、苏双方于中国东北乌苏里江边境上的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美国总统尼克森（Richard Nixon）与国家安全顾问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将此事件视为打开与中共交往之门、拉拢北京对抗莫斯科及扭转国际战略格局的重大契机。美、中关系的改善必然对美、台关系带来负面影响，蒋介石对美国的不满与不安，加上台、苏拥有共同敌手毛泽东，让台北与莫斯科在各自利益的考量下，逐渐接近并建立起接触的管道，试探双方合作可能性；而蒋介石愿意放下长久以来“反共抗俄”立场，着手改善对苏关系，此段历史也成为近年中外学界研究的热点。

蒋经国曾在苏联求学与生活长达十二年，不但接受正统的马列主义教育，还参加过苏联共青团，并娶俄国女子为妻。对蒋介石而言，如欲拓展对苏关系，在他身旁大概没有人比他自己的儿子更理解苏联与俄国人。于是，冷战时期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之间的地下交往，蒋经国毫不意外地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国府冒着来自华府可能的不良反应，以及违背数十年来自身意识型态的教条与宣传，而开展这段大胆的外交冒险与尝试，其来龙去脉究竟为何？两蒋父子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七○年代蒋经国主政之后，台、苏关系又呈现何种面貌？这些问题都成了待解之谜，也是本篇焦点之所在。

韩战爆发后，台湾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围堵共产党势力的前哨站，历经国共内战失利、退守海岛一隅的蒋介石，再度成为美国的盟友。一九五四年美、台签署协防条约后，面对来自华府压力，老蒋以实质上放弃对中国大陆与金马外岛主权的文字坚持，来换取美方对台、澎安全防卫的承诺，而国府的正当性与国际地位也获得强化。迄今将近四分之三世纪以来，不论双方有无正式邦交，“对美关系”依然是中华民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当今有意角逐总统大位的台湾政治人物，不分党派，都以赴美访问作为争取华府支持与累积个人政治能量的重要途径。然而，这绝非今日才出现的现象。回顾历史，一九四九年后蒋经国曾五度访美（不包括一九五六年两次密访太平洋美国属地塞班岛），借由“访美”以及环绕此议题所衍生的诸多纷争，吾人得以一窥小蒋如何领悟台、美关系，以及这个议题如何牵动国民党内部的权力关系，并成为海内外政敌攻击他的焦点。持平而论，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作为全球霸权，其对外政策经常是自身内政议题的延伸；而台湾的情况恰好相反，内部诸多政治角力与折冲，往往是对外（特别是对美）关系阴影下的投射，此种反差与对比，在小蒋历次访美所产生的问题上，被强烈地映照出来。七○年代以后，随着华府推动美、中关系正常化，蒋经国时时刻刻都处在台、美断交阴影的煎熬中，他如何认知此种痛苦关系？他如何在困境中设法保有国家的自主性，不被美国老大哥牵着鼻子走？此刻影响美、中、台三角互动的变数有哪些？台、美断交后复杂的双边关系之调整谈判内幕又是如何？以上议题都将是本篇探讨的重点。

一九四九年以后，因地缘政治因素，维持与亚太各国的密切关系，对国府领导人的重要性不言可喻。日本乃东亚地区的龙头，维系台、日邦交是蒋介石内心的重中之重，然与日本人有深仇大恨的蒋经国，又是如何看待对日关系？就反共意识型态而论，冷战时期台湾与南韩常被喻为“兄弟之邦”，彼此同属分裂国家，同样面对来自北方的共产党敌对政权；就围堵共产势力在亚洲扩散的角度观之，台湾与南越的关系往往被形容为“唇齿相依”；除此之外，国府当局为配合美国的冷战政策，曾在东南亚地区暗中支援当地的反共势力，输出以反共意识型态为基础的军事与情报外交，但同时也引发了不少争议，蒋经国如何协助其父亲处理台湾与亚太地区各邻邦的关系？其内心如何看待与这些周边国家的往来互动？本篇章节将会有生动的分析。

本书第三篇的三个章节将探讨蒋经国与台湾民生经济建设、政治民主化、本土化与两岸关系等议题的关联。小蒋启动国民党本土化的工程，以及台湾逐步自威权统治走向民主化，无疑是一条漫长、曲折而艰辛的道路。一九四九年以来，在国际社会中以代表“全中国”正统地位自居的国府当局，以“反攻大陆”的最高国策与伴随而来的军事、政治与社会动员，相当程度化解了各方对蒋介石威权领导的反抗暗流。一九七一年秋天起，国府先后失去联合国席位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外交承认，面对此一局面，接班的蒋经国势必要在国政大方向上有所调整。一心一意想光复大陆的蒋介石，倾向于把国共之争视为“兄弟阋墙”争夺家产，两岸之间再怎么激烈争斗，但彼此对于“一个中国”的立场并无悬念。蒋经国在主持台湾政局之后，纵使无法抛弃国府已遭国际主流社会否定的“中国”之性格与元素，却依然继续坚持“一中”原则，然而他也开始尝试重新去界定“中华民国”的意涵，设法在险境中争取生存空间，其内心思维为何与如何实践，本篇内容将有所着墨。

四十年来，蒋经国从最初主掌情治特务工作、参与“白色恐怖”政治案件，经历七○年代国民党的正当性严重弱化，以及随之而来风起云涌的海外台独运动与岛内“党外”势力的急遽发展，直到八○年代着手开启全面民主化，从壮年步入老迈，其心路历程与内心转折为何？在台湾生活大半辈子之后，他对于岛上总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本省籍民众，是如何理解与认知？来自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压力，对于他处理省籍问题、台独运动、本土化与民主化又发生了何种作用？终其一生，蒋经国无法全然抛开一九四九年以前大陆时期所留下来的宪政法统框架，以及父亲留下来那具有强烈道德色彩的“光复大陆”之沉重包袱，而主政后所面对的诸多内外艰困挑战，又迫使他必须逐步让政治走向“可控”与“有限”的在地化，并接受伴随民主化而来的诸多政治游戏规则，对于出身且得益于威权体制的蒋经国，其内心的痛苦转折与体悟为何，将是本篇关怀的重点。

蒋经国在七○年代主政后，面对一块面积大小与三○年代赣南时期相差无几的土地，如何有效治理正考验着他。在行政院长任内，小蒋致力推动经济建设，让台湾在天然资源极端缺乏的不利环境下，成功创造出一番经济奇迹，使台湾的经济发展达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水平，与南韩、香港、新加坡并列“亚洲四小龙”；八○年代以后，台湾更由出口导向的劳力密集工业迈向高科技产业的转型，而成为开发中国家典范，并为九○年代“台湾钱淹脚目”的富裕社会奠定深厚的基础。但多年来，台湾一直面临着经济萎靡不振、竞争力疲弱、出口衰退、薪资停滞、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缓慢等问题，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景不明，让陷入失落的台湾社会有理由深深怀念“蒋经国时代”的美好岁月。

然而冷静想想，财经领域向来非蒋经国所擅长，在国府迁台后相当长一段岁月里，各项重要财经的建设与决策讨论，主要是在蒋介石充分的授权下，由行政院长陈诚带领一批技术官僚来负责推动。从五○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以及随后的工商业改革（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辩）、财政金融制度的改革（管制进口与开放出口之辩），乃至诸如台电公司在全台各地建立发电厂，以及石门水库重大基础建设案等，陈诚与其手下大员如尹仲容、俞鸿钧、严家淦、杨继曾、钱昌祚、江杓、李国鼎等人实为主要擘划、参与及实际推动者。

相较之下，蒋经国在上海经济管制的失败，间接导致国府在大陆统治崩溃这段不堪的往事，在政府迁台之后依然令人记忆犹新，而他对台湾的民生建设与整体经济发展的思维、理念与观点，是如何建立起来？早年在俄国、赣南与上海的经验，对于日后他处理台湾财经建设与民生议题有何影响？原本主持情报业务的蒋经国，又是在何种机缘下开始涉入台湾的建设发展？回顾历史，七○年代台湾遭逢巨变，外交上的逆流让小蒋主政下的国府，安定内部重于对外，因而铺陈了集中精力于建设发展台湾的时空背景。本篇尝试以大历史脉络与历史延续性的视角来回答如上问题，除重新思索蒋经国与台湾经济发展的关联性之外，也将探讨他如何摸索原本并不擅长、甚至曾遭遇严重挫败的财经议题，一步步地带领台湾走向经济起飞与发展，读者将发觉，大陆时期小蒋诸多人身经历，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台湾时期其决策与治理。

一九四九年两岸分治后，双方隔着海峡互相对抗，同时参揉着美、苏两极全球性的冲突，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大决裂。它不只是两个政权之间的对立，更是国际两极体系在亚太地区的充分展现。台海两岸的国、共政权一度成为美、苏两大强权两极对抗的马前卒，在政治、军事、意识型态、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形成全方位的对峙；它不只是政权与政权之间的对抗，更是双方人民的全面隔绝，任何官民往来都全面禁绝。六○年代起，两岸在军事上的冲突逐渐减缓，彼此的竞争主要表现在外交领域上，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自陷孤立，却造就了中华民国外交上的一段黄金时代。七○年代起，局面开始逆转，台北失去联合国的席位，同时伴随着雪崩式的断交潮，直到一九七八年底失去了与美国的正式邦交，整个七○年代成了中华民国外交最黑暗的时期。在这段过程中，两岸之间依然长期隔绝，得不到沟通与了解的机会。

美、中关系正常化与台北在国际社会深陷孤立，反而开启了两岸关系的契机。邓小平主政下的中国大陆，开始走向理性化与改革开放，而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艰困处境，也让蒋经国必须以更务实和弹性的立场，处理两岸与对外关系。八○年代起，随着国际间冷战格局走向缓解，蒋经国以国家元首与政治强人的高度，成为两岸融冰、终结彼此长达四十年隔绝、及奠定九○年代双方全面交流基础的关键推手。小蒋在两岸关系演变过程中的角色与心路历程，四十年来国、共双方摆荡于敌对与和缓两端的复杂情形，以及美国政府在两岸关系不同阶段所处的关键地位，都是本篇最后一章所欲探究的重点。

值得一提的是，两蒋父子处理国、共关系的历史遗绪，在台湾全面民主化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依然是两岸互动乃至决策思考的重要素材，其中一例发生在一九九九年。该年夏天，李登辉发表震撼国际社会的“两国论”，引发两岸高度紧张态势；十月底两岸重量级智库学者在北京曾有一番直接沟通，面对台海局势出现新变数，代表中共军方立场的军事科学院与国防大学与会人员，即以五○年代国、共之间透过特殊渠道所进行的试探性接触为例，来阐述半世纪以来北京对台政策的基本轴线，而这些作为两岸之间智库交流的谈话内容，随后也上呈当时的台北军政高层作为参考。

在蒋介石主政时期，两岸之间意识型态对立，蒋经国生前很难完全挣脱，然而小蒋一生与美国人交手诸多不愉快的经历，反过来却可能让寓居台湾海岛四十载的小蒋，深化对“中国”、或者说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与情感。一九七八年夏天，当时仍为“党外”势力年轻成员的陈菊，因将一份政治犯名单透过特殊管道送交给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而触怒国府并遭到逮捕，然十余天后台北即在美政府压力下释放陈菊，且看此时蒋经国的反应：“为『陈菊案』美国对我加以压力和恐吓，其行为之卑鄙下流，令人痛恨，益增余深爱我中国之情操。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关系，不可稍存任何之幻想也。”

如何在政治、外交现实与民族大义之间求取一个平衡与出路，似成了小蒋主政台湾的总写照。另一方面，在蒋经国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能打破两岸之间的敌对意识，搁置国共两党之间的宿怨，毅然决定开启民间交流之门，思及至此，或许当今两岸领导人应该思考，彼此之间似乎没有跨不过的门槛与解决不了的问题。

蒋经国是一个中国人，晚年他提到自己也已经是一个台湾人。本书涵盖一九四九年以后其所涉及的诸项重大议题，层面与范围皆广，因此这不仅是一部国家领导人的个人传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台湾时期中华民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吾人评价政治人物，应将其置于特定的时空背景与历史大环境来理性看待，如果您已经准备好将心中既存的意识型态、史观与政治框架暂时搁置一旁，那么诚心欢迎您透过接下来各个章节，一同探索蒋经国在台湾的岁月。笔者衷心期盼这本书能让世人对台湾时期的蒋经国有更深刻的认识，进而客观地理解台湾的过去，观照这片土地如今所面临的处境，同时思考中华民国未来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