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文是《端传媒》与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 （香港学会）合作栏目文章，这个栏目希望能向读者介绍香港新鲜在地的学术作品及学人思考。2021年的第一期，我们邀请到政治学者袁玮熙和温健民两位对谈。温健民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博士候选人，他的团队在2020年6月发表《Fighting COVID-19 in Hong Kong: The effects of community and social mobilization》的研究，袁玮熙是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他的团队在2021年2月发表的《A tale of two city-states: A comparison of the state-led vs civil society-led responses to COVID-19 i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的对比研究。对谈题目从疫症切入，意在讨论香港公民社会的作用与未来。此外，两位学者也谈到身为社会科学学者的观察和思考。
一场运动，一场疫情，一场改造工程，市民对香港政府不满意度自2019年6月升至约七成之后，至今未回到往日水平。政府的官僚系统仍在运作，但反映民意的政治管道失效已是现实。这两年间，除却政府施政之外，香港市民也发展出了各种自救方案，有的为应对时局，有的为政策补充，欲在风雨飘摇中将一身轻轻系紧。
曾经，在疫症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政府（state）的角色被认为是抗疫关键；公众层面的研究亦普遍认为，当地民众越信任政府，越遵从指引，才会越有助抗疫。但这一看似四海皆准的“常理”，来到香港却似乎不是这么一回事。“香港防疫的成功似乎应归功于市民”，两位政治学者新近的研究就指出，完全由政府主导的防疫未必有效，相比之下，香港抵挡疫症爆发，靠的正是政治失效下活跃的公民社会。
袁玮熙和温健民的两个研究都关注公民自救，前者记录黄区（非建制派当选的选区）和蓝区（建制派当选的选区）在疫情初期派发口罩的次数，发现对政府不信任程度较高的地区（即黄区）口罩派得更快更多，从中抽炼社区精神与社会动员效应；后者以政治信任度高、公民社会弱势的新加坡进行比较研究，指出香港的公民社会是自救型的。香港人的生活经验“震惊了国际学者”，袁玮熙笑言。
人们或会诧异，抗疫中的日常小事，人之常情，是否真有这么大价值？两位学者的研究说，公民社会并非万能，但香港无需妄自菲薄。没有成熟代议制环境，是香港政治体制失落且可能将永久失落的一环，但在这种夹缝中成长起来的公民社会，因还没有被体制吸纳，反而好几次在政治失效时发力——这种仿佛半路出家的调性，跟西方的经验都是截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