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的劳动问题破圈而出，在国内和国际两个舆论场引起震荡。在国内，无论是在深圳三和做日结的“挂逼”大神，还是受到算法控制的外卖骑手，以及在互联网大厂加班的白领程序员，他们在工作中所遭受的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剥削正前所未有地引起全社会的共鸣；在国际，一场针对新疆“再教育营”里强迫劳动问题的全球倡议已经启动，试图给供应链企业涉及强迫劳动的跨国品牌公司造成道德压力和消费者抵制，而且中国的劳动权利问题正成为欧洲公民社会反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重要凭据。
这些问题反映出自2010年富士康工人自杀、本田工人罢工以来，不管是在传统的制造业、服务业，还是新兴的互联网和平台经济，中国劳工的工作环境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每况愈下，尤其在“996是福报”的鼓吹下，曾经是社会主义者主张和争取的“八小时工作制”在中国很多企业中已经成为一纸空文，取而代之的是具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的“奋斗者协议”，这一转变产生的后果显而易见：劳工疲于奔命，加速内卷，不断被困在系统里。
劳动价值是社会主义的元问题，但是各种类型的资本之所以能够不受规制、肆意掠夺，背后反映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劳动价值问题上目的性的后退与“反动”，从而加剧了当前劳工的困境。因此，笔者在本文中从资本变迁与国家后退两个层面阐述中国劳动问题恶化的结构性原因，以此呼唤波兰尼意义上的社会“反向运动”。
第一重危机：越来越不稳定的劳动
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平台经济，劳动的“去稳定化”看起来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这是当前劳工面临的一个重大危机。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资本的“逐底竞争”，在改革开放初期，港资、台资企业先后登陆珠三角，带动中国出口加工业发展；而在加入WTO之后，中国与世界市场进一步接轨，在全球价值链的底端打造世界工厂。在此过程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所依赖的，也是全球资本所需要的正是丰沛而廉价的劳工，以及为控制劳工而形成的一整套剥削体制：包括专制主义工厂政体、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以及基于户籍的公民身份差序等。这是制造业的劳工长期处于低工资、低福利、低人权的境地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