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岁末寒流愈甚，但切肤之寒，显然并非这个年尾以及可预期的未来最凛人的。趁2021谜底尚未揭盅，端的文化组制作了这辑“年度文化人物”，志从中国、香港、台湾各拾一锋利切片，切入未来虎口，期冀可由此察看思想之累积与承接，未来若有谜底，我们亦置身其中。专题来到第二篇，香港。访问上月甫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短片的《夜更》导演郭臻，他说，他最想拍的，是盛典之下一场死亡。
2019年，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街头弥漫催泪烟与火舌，从夏至冬，每一个星期都有令人心碎的事情发生，以一组组数字为代表。社会动荡，人们没心思娱乐，电影院票房自然受影响。
一年后，香港电影的票房及产量没有太大起色，然而话题不绝。随6月30日国安法生效，反送中纪录片《占领立法会》、《理大围城》购票热潮不断，但发行机构“影意志”一再表示，场地难觅，电影院拒上，难以满足观众庞大需求。后来两部电影，都被电检署勒令加上有如“衰仔纸”（不供养父母证明书）般的声明，指电影对犯罪行为有细致描写。同样情形，也发生在梁铭佳、Kate Riley合导的短片集《夜香・鸳鸯・深水埗》。
创作自由寒冬将近之际，《十年》导演欧文杰高调宣布移民，同时周冠威的《幻爱》收1500万港元票房（尽管只是勉强收回成本），成为全年港产片票房亚军，引起“黄色电影圈”热潮。香港人撑香港电影，更有郭臻的短片《夜更》夺2020金马奖最佳剧情短片，然而由于其形式（短片）及刻划反修例示威的主题，未来或难在戏院上映。《十年》所宣示的十年未到，香港社会已经翻天覆地，香港电影出现一种“独立制作”诸多受限，却比主流娱乐媒体更能引起本地观众支持的现象——郭臻的作品便是其中之一。
在短片《夜更》获得金马奖最佳剧情短片后再见郭臻，他本人还是没什么变化——同样的雷鬼头、抽手卷烟，在他光顾开的“黄店”户外咖啡店聊天，寒风中不经不觉谈了两小时，他还用储下来的印花（便利店或超市的积分小贴纸）请我喝黑咖啡。我问他，都已经拍了十部短片，《流放地》入围过，到《夜更》终于拿下金马奖，你觉得自己是个怎样的导演？
他沉吟半响，说：“懵撚（憨人）啰。”我失笑，但回想整个访问下来，郭臻确实透露一份憨人的气息，他鲜有抛书包，也不是有急才急智的那种导演。缓缓回答，细细回想，他有自己的节奏，令我逐字稿的码字速度也缓了下来。似乎即使外界天崩地塌，也不会改变他的节奏。
《十年》所宣示的十年未到，香港社会已经翻天覆地，香港电影出现一种“独立制作”诸多受限，却比主流娱乐媒体更能引起本地观众支持的现象。
心甘命抵拍电影
1985年生，2004年入读香港演艺学院电影电视系，2009年毕业，至今完成10部短片。每一组数字都是香港制造。“我不是那种影痴级的导演。一直以来，和创作拍档讨论剧本时，你知道总需要提一下不同作品的名字，通常我都没看过，常常给朋友笑话。”
郭臻的中学年代只对历史（香港本地中学课程分为中史及世界历史）和中国文学感兴趣。自言读书表现一般，挺过中五会考，发现预科的课程编排和教学方法更加没趣，一周逃学两三天，预科只考了历史文学。预科毕业，正正是2003年“沙士”疫情结束，香港市道一面消沉的时候。
当时他只能在家附近打兼职，可以回家吃午饭，省不少钱。某日他的同事说想报读香港演艺学院，念电影。他还以为演艺学院只训练舞台剧之类的人，没想到可以拍电影。入读之前，他只有在中学拿著DV拍摄学生会宣传短片的经验。郭臻和同事一起报名，又申请到学费资助，在电影电视系念一年文凭课程，再念本科。
郭臻找到自己的世界。他说，以前在中学性格较自我，不愿和人合作，但是拍电影往往要集体完成，要从编、导、演及各个项目相互协力；而他发现惟独是电影，令他愿意花费心力。“拍戏前一晚我会紧张到失眠，又不怕面皮薄，经常求人帮忙，为了拍电影你叫我跪我就会跪。我找不到其他可以让我如此投入的东西。”
“那时学院对学生的分工不算明显，首两年没有主修，和同学一起拍功课，什么岗位都尝试。欧文杰（《十年》导演）的短片《圣诞礼物》，我是场记。周冠威（《幻爱》导演）当时好像已经是兼职讲师。许学文（《树大招风》导演）更是我功课的tutor。到第三年大家都要竞争考入导演主修，又要笔试又要面试，我是当中的‘黑马’，大家都没想到我成功考入导演主修。”
“为了拍电影你叫我跪我就会跪。我找不到其他可以让我如此投入的东西。”
拍摄别人的家，看到自身的家
在郭臻首两部作品《一天》和《妈妈离家上班去》里，可以看到他对社会基层、小人物的关注。《一天》讲述一个屋邨内的瘦婆每天清早就到鱼市场做零工，天光后便挨家逐户收集纸皮，收入微薄却要养起被儿子遗弃的孙女。《妈妈离家上班去》则切入菲佣角度，菲佣为家人子女有美好生活离乡别井，到头来却因为长年累月的隔阀，未能共叙天伦。
“我好奇菲佣题材，是因为她们存在却有很多人不认识她们，每个人都知道她们重要，却没有人拍过。当时老师比较担心执行问题，我和演员言语不同，菲佣大多数要上班，难以迁就拍摄时间。甚至他们觉得，我不熟悉她们的文化，是不是只想消费议题，搏拿奖（希图拿奖）呢。”
郭臻觉得，当时对学院最大的想法是，一日未拍到成品，千万不要期望有人明白你。“学系的老师当然会讲创作，但是我本来有份幻想，以为学院的存在，是为了帮助有故事想说的人，把成品创作出来。但是当时我要就各种质疑，一一说服老师，如果老师觉得我想法未够深入的话，会劝不要拍。”
确实，近年有不少香港电影关怀社会弱势，延绩人文关怀路线，可是郭臻的作品，并没有刻意炮制议题大杂烩。他记得那时写《妈妈离家上班去》的剧本遇到瓶颈，老师陈慧不断质问他“为什么要说这个故事？”。终于他把自己逼入墙角地思考，发现他想说的，是自己与妈妈的关系。
“我是家中幼子，有几个姐姐一个哥哥，因为妈年纪大时生下我，我和她其实有好大代沟。我以前常常不体谅她，直到拍这部作品，才算是某程度感受为人父母要承受什么，要想什么。《妈妈离家上班去》拍最后一组戏前，我和主角闲聊，她很轻描淡写提起某年回乡，家中的幼子认不出妈妈，一直躲在爸爸身后。那晚是平安夜，会放烟花，烟花爆开的一瞬间，幼子受惊便抱住她的手臂，她就哇一声大哭了。我再努力去拍，其实只能拍出那些真实当中的一小部份。”郭臻一边听一边哭，拍完戏后打电话给妈妈，那天妈妈在医院。
郭臻导演主修时的功课《一天》，戏里瘦婆逐家逐户收纸皮，有个郭太太和她聊天，知道瘦婆没法到鱼市场打工，说会帮她留意工作。他说，《一天》同样是真人真事，瘦婆经常在他的屋邨出没，起初以为只是一个独居长者，后来发现她还要照顾孙女。郭臻的母亲会在瘦婆上门时请她喝汤。经过观察瘦婆这个人，他慢慢生起想要拍摄她的念头。 迂回地把母亲放到自己的作品内，问郭臻想不想拍自己的家？他想了一会儿，说自己仍未准备好。“一想像到要在妈妈前摆镜头，经过镜头凝视她，想一想已经受不住。我不懂得形容这份感觉，可能是尴尬，可能怕不知怎面对。”
确实，近年有不少香港电影关怀社会弱势，延绩人文关怀路线，可是郭臻的作品，并没有刻意炮制议题大杂烩。
小人物本土到底，便能普世
从此，郭臻的每一部短片皆自出于名为“香港”的机杼，南亚劳工、老人、的士司机、外佣，无一不是香港的一份子，却又隐藏在繁忙的都市风景中。
“其实是那些人物先吸引了我，我便想拍出来，看看其他人有没有一样看法。”《一天》、《妈妈离家上班去》先后夺得中国、台湾以及欧洲独立电影影展奖项，他说不少观众都在短片中想起自己的家人，即使外国人也一样。郭臻以为电影拍得太本土，未必有人明白，但结果出乎所料，现在才明白电影只要本土到底，就可以走到世界不同角落。在德国参加学生影展期间，冬天平日晚上10时放映学生短片，照样满座。甚至之后有个婆婆在戏院认出了他，走过来说她看了《一天》。
郭臻说，他想拍的人物，都源自身边的现实，因为来自现实，处理上也倾向平实，令观众相信那些事有在发生。他望向街上，早上穿越街道的上班族、推手推车运货的工人、货柜车司机在车内吸烟，都是每日擦身而过的人物故事。
“我还是很希望能拍出人性当中的幽微的地方，就像文学一样。大概观众看我作品里的香港，都不会是一个很幸福的地方，某程度上人吃人，生存大不易。不过我觉得香港人都有种韧性，像《一天》的瘦婆不愿承认儿子弃养，拒签文件以申请综援，那是她面对苦难的尊严。又像《流放地》的南亚青年，明明一天经历许多坏事情，回到板间房，煮营多面（Indomie）吃，站在别人房门前看电视，就好像遗忘了所有事情。无论什么阶级，大家心底里都有份愁绪，有一种缠绕大家的不安感，生活朝不保夕，随时幻灭，所以心灵一直都漂泊著，要以韧力维持或对抗。”
谈著谈著，郭臻偶遇一位同行阿鹿。两人寒喧几句，阿鹿提到，他们两人以前常到牛头角另一条街光顾食肆，老板、员工都熟络，然而他们都是“蓝丝”（持不同政见）。“所以我今天来到这边买午饭，没想到见到你。”阿鹿说。郭臻也同意他们说的话有够难听，自自然然到其他地方消遣。
郭臻对我说：“经过反送中，有很多人平时你和他们关系其实不坏，但去到政见就一定说话难听。他们不是恶人，却又难以相安无事地相处。所以想用电影去表达。”
《夜更》也是一部相当本土的作品。郭臻以“不黄不蓝”的的士司机角度切入反修例运动，不少情节、画面都使香港观众为之心神激荡。今年香港电影有不少独立作品，仿佛传递著不少电影人回应时代的逼切欲望。而郭臻出色之处，可能是拒绝定义，拒绝界线，像当中纠缠不清的剧情、纪实元素。
“个人觉得其实两者真没有明显的界线，现实充满戏剧张力，街上有很多故事，只差在我观察得到与否。《夜更》一开始定位是剧情片，但我觉得剧情既然发生在2019年的时空，好自然就要拍摄正在发生的事件。主演蔡志强当时有问我，到底角色的政治立场是什么？我会说他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人，骂归骂，不是事实的就不用骂。蔡志强便想起一些同行，不同意反送中运动，却同情青年人。我一听，这个演绎倒不错。”
想过拍清洁工被困在厕所一整晚，呼吸的尽是催泪气体；想过拍南亚老伯因为警察封路而迷路，获年青人帮助回家。反修例运动令郭臻产生很多故事。他认为起码自己生涯中有至少一部作品和反修例有关，《夜更》是当中完成得最快的一个。
“无论什么阶级，大家（香港人）心底里都有份愁绪，有一种缠绕大家的不安感，生活朝不保夕，随时幻灭，所以心灵一直都漂泊著，要以韧力维持或对抗。”
拍电影快，时势恶化得更快
“如果因为拍摄《夜更》而令我有事，其实今时今日真的不意外，但没得担心。”他举《十年》的《浮瓜》作例子，指《浮瓜》比《夜更》更加直接表达政治意识。故事讲述香港十年后，中联办官员趁建制派派发食米予街坊期间，策动一场恐袭，由此加速香港成立《国家安全法》。十年未到，今年6月30日，《国家安全法》如假包换，实实在在笼罩每一个香港人头顶。影意志今年推出纪录片《占领立法会》、《理大围城》，送检电检署期间，破天荒被电检署勒令加插声明，指电影内容“对犯罪行为有细致描写”，影意志追问署方声明的基础是否出自《国安法》，对方一直不置可否。
一直以来，但凡牵涉到政治信息的电影，往往会被戏院以“商业决定”为由拒绝上映，即使《地厚天高》、《占领立法会》、《理大围城》回响甚大，也无法上戏院。在2015年《十年》之后，在戏院看有香港政治意识的电影，已成绝响。惟一宽慰是，外国政治意识的电影仍未遭禁，观众仍然可以到戏院看坚卢治（Ken Loach）的电影。以《夜更》为例，电影院不会上映，反而台湾观众可以在戏院看到，香港人只可以在网上，以及在社区放映、私人放映等场合观看。
“隐忧一定多，可是我感觉又未必是很大束缚，因为我们早就经过要说服大家一起走下来的阶段，日后不能够直接讲，就用其他方式。再者我不是一个为议题信息拍电影的人，最重要是人物与故事吸引到我，才想拍出来看别人有没有一样的感觉。”
郭臻目前仍未拍出个人首部剧情长片。在创作环境渐渐恶化的今日，拍摄长片牵涉更大资源，也因此投资者、演员对剧本题材相当敏感。拍过《十年》，又以《夜更》夺金马奖，会否日后更难以开拍长片，成为遗憾？
“不担心。对我来说短片也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不是长片才叫电影，短片的力度和重要性，未见得比长片差。当然人一世物一世，起码想试一回拍纪录片和剧情长片，但是如果拍不到，那不是因为我不想拍，而是环境不容许，又有可能是我实力不足⋯⋯说实话，看看中国或者其他国家，总有办法低成本拍到长片，应亮也做过，只是现在真的较麻烦的问题是，发放作品渠道受限。我想观众在戏院看我的作品，大银幕始终比投映机不同。”
“日后不能够直接讲，就用其他方式。我不是一个为议题信息拍电影的人，最重要是人物与故事吸引到我⋯⋯”
盛世下的死亡
去年催泪弹特别多，街头弥漫火焰和毒雾，人人身心受创。在“悲情又有点鼓舞”下，郭臻想起了发生在2012的“南丫海难”，未来他想拍出一场盛世下的死亡。该年十月一日国庆烟花汇演当晚，一艘香港电灯载客船遭港九小轮“海泰号”撞击，瞬即沉没，事故共造成39人死亡、92人受伤。
然而8年后，17名遇难者家属发公开信，批评警方至今未完成事故调查，令死因庭未能召开。他们指警方和多个政府部门冷待事件，林郑月娥不闻不问。同年11月，律政司决定不再就海难起诉任何人。
“我觉得海难隐喻了很多东西，可以说这是香港本身的死亡直播：国庆日下的沉船，安静的海面，8年后仍拿不到死亡证。如果召开死因研讯，可能会像周梓乐一样，有好多可以翻案的资料。可是事实当年部份肇事官员还升官，明明白白是一场庆典下的死亡。” 从郭臻关心的人事可以看到，香港电影发展到今天，《国安法》通过，创作自由一再受压，电影人却变得更加关心自己城市的伤痛，族群的苦难。不论地位高低，电影人都渴望以创作表达内心的说话，而不再像以前般考虑市场，考虑卖座要素。
从《幻爱》高踞全年港产片票房亚军（1500万港元），及受戏院停业影响的话题作《夜香・鸳鸯・深水埗》，到在社交媒体上已乏人留意、被视为亲共的传统主流娱乐媒体，或一般因“商业原因”拒绝上映香港人关心的题材电影的电影院，不难看出，在2019年之后，说出自己的故事，才是当下香港人想要的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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