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纸《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引爆社会积累已久的民怨，政府的回应手法，进一步触发史无前例的管治危机。一年过后，权力部门透过立法、拘捕、检控等，以法律手段回应政治问题，香港司法界，与教育、社福界一同，被视为需要整顿的“三座大山”之一。身为大律师公会主席，又为外国人，多来年站在守护法治的前线，又接手大量人权案件，戴启思首当其冲。港区国安法落实后，端传媒两次专访戴启思，谈他眼中法治的要义，香港法庭的重负，外籍法官的由来，未来他是否还打算参选立法会，如何面对“爱国”的要求，也回顾他在港半辈子的法律生涯。
1984 年，闷透了英伦大状生活的Philip Dykes 来到英殖香港，翌年 5 月加入律政司署，政府的语文主任循例给这个才 30 岁出头的英国新丁取中文名，谐姓氏Dykes的音，叫“戴启思”。
当时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不久，香港正处于主权移交过渡初期，法制衔接是一大重点，果然有意思得多。
1989 年六四事件后，戴启思已经是助理副检察长（assistant solicitor general），带领团队负责起草《香港人权法案》，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1997 年之后，继续通过本地法律予以实施。英方视该法案为六四事件之后安定人心的一帖方剂，北京则认为这是冲著中方而来的掣肘。
纷纷扰扰，撤了三个条文，但算算总账，那一回合，法律赢了。戴启思说，“看著法案实施，而且完成得那样快，真是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