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2019年和2020年，是香港的希望与失望并存的时代，社会动荡下，人的尊严、志业、热情、爱与恨、政治实践、生存的意义⋯⋯还有可能吗？还能如何进行？《端传媒》邀请社会学者陈婉容撰写系列文章，讨论这时代的爱与希望。本系列已发表两篇文章，本文为第三篇。
哈维尔在1975年写了出荒诞剧目《Unveiling》（《揭幕》），是著名的“瓦尼克三部曲”（Vanek trilogy）之一。主角瓦尼克带著哈维尔本人的影子，是个被共产政权发落到啤酒厂工作的“异见者”剧作家。共产党掌权后，瓦尼克受邀到前同事薇拉和米高夫妇家，二人急不及待地展示新置的奢华豪宅，又滔滔不绝地介绍家里从世界各地搜罗回来的珍品，还不忘推销他们又帅又高又聪慧过人的小儿子。虽然剧本没有说薇拉和米高向政权投诚，但观众一定猜得到：在1975年的共产捷克可以住大宅，买珍品和去瑞士旅行（共产捷克有出境限制）的，就只有共产党员。
瓦尼克对这一切不置可否的态度，遭到这对夫妇的批评：“你老婆伊娃怎么不像薇拉那样会煮饭？她为甚么不把你们家布置得像我们家这么精致？她没兴趣？那你就让她有兴趣啊！你们为甚么不生孩子？生孩子很好！你不觉得看著那样的一个不小点儿长大成人是很神奇的吗？看我们的孩子多可爱！多聪明！你想想看，没有你的话他根本不会存在……不用怀疑，信我们吧，你看我们多幸福，多相爱！你说你和伊娃已经很相爱，很幸福？不是的，你一点都不幸福！我很肯定，你一点都不幸福！”想要说服瓦尼克之余，薇拉和米高不断“秀恩爱”，米高说薇拉持家有道，薇拉说米高无微不至。然后两个人还在客人面前亲热起来：“瓦尼克快看，我们多恩爱！你不要走，留下看我们做爱吧。”
到了21世纪这依然是个终极问题——爱可以克服困顿吗？
瓦尼克几乎没有甚么对白，他的作用是让其他角色不断说话﹑演戏，然后在瓦尼克面前自行崩溃除下面具。哈维尔的批判很明显：薇拉和米高选择了顺应游戏规则，放弃个性和独立思考，接受了党给予的温柔的意识形态和切切实实的生活便利。也是因为如此，瓦尼克这种人的存在才会令他们那么痛苦：虽然没有奢华生活，只能在啤酒厂当个小工人，不能去旅行也不能买珍品，但他在某种意义上更自由：他还是整全的个体，他还有思考的能力，他还有爱的自由。瓦尼克是米高夫妇试图引诱的人，因为他们没法接受身边有这样令自己痛苦的人存在。
去年我跟美国学生一起读这剧本，先问学生，薇拉与米高有他们自己讲的那么相爱吗？他们纷纷说不；再问如果你们活在七十年代的共产捷克，要当瓦尼克和伊娃，还是薇拉和米高？这群十八二十的少男少女却苦思良久——一半说自己还是会想做瓦尼克：“因为我实在接受不了装幸福但事实不幸福，装被爱但事实不被爱。倒不如当个还能独立思考的人。”有一半诚实地说自己会想当薇拉和米高：“那些‘真正的爱’可以弥补他们出不了境，买不起好东西吃，说不起想说的话，想继续当作家但只能在啤酒厂拧樽盖的困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