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2019年和2020年，是香港的希望与失望并存的时代，在如雨如雷的街头政治因应社会气氛和疫情中断之后，这个城市迎来前所未有的政治管治和打压，社会继续极化，自由迅速失落，人们眼看著细密严厉的统治术在此地从无到有，还来不及抵抗，中美新冷战的漩涡又将她卷入大风大浪之中。香港的政治与经济遭遇双重打击，议会政治也开始尝试新的抗争路线，普通市民严肃地考虑是否要移民。社会动荡下，人的尊严、志业、热情、爱与恨、政治实践、生存的意义⋯⋯还有可能吗？还能如何进行？《端传媒》邀请社会学者陈婉容撰写系列文章，讨论这时代的爱与希望。本文为系列文章的第一篇。
我们对极权国家的想像，多半来自乔治欧威尔的《一九八四》：老大哥的眼睛无处不在；“电幕”冷冷地监视著所有人的细微举动；政府对公民进行思想钳制，秘密警察随意对人严刑拷打，人们互相出卖﹑背叛；公理不彰，“自由”和“革命”从官方语言中消失，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力量，自由即奴役——不要问，只要信，对党的质疑是致命的。党和国家要求绝对的忠诚，洗脑不能拒绝，只能配合。早洗是洗，迟洗也是洗，选择不再存在，你要不爱老大哥，老大哥就要用他的方式爱你。
人大决议通过港版国安法后，《一九八四》的销情恐怕又翻了一翻。我联想到波兰荒诞派小说家莫洛杰（Slawomir Mrozek）的短篇小说《金丝雀》。《金丝雀》篇幅极短，故事背景是八十年代初的共产波兰。故事讲一个老奶奶跟一只天天唱歌的小鸟相依为命。一天小鸟没来由的突然不唱了。过了好几天还是这样。老奶奶想带小鸟看兽医，但波兰政局动荡，家人顾不得小鸟唱不唱歌，事情不了了之。在波共政府切断电话线后，老奶奶情况更糟了，腿脚不好使的老人只能跟不唱歌的小鸟在家发呆。后来动乱平息，波兰开始戒严。等了一阵子，电话线才终于又接通，但接通后的电话线路有人监控了。一天老奶奶打电话给孙儿，兴奋地说：“小鸟又唱歌了！”线路突然咔嚓一声，一把冰冷的声音传来：“请不要用暗号沟通，否则立刻断线。”老奶奶急了：“甚么暗号，我是说小鸟又唱歌了！”这下她的电话线真被切了。
那场动乱就是1980年7月在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爆发的工潮。工潮迅速蔓延全波兰，令共产波兰的经济活动全面停摆，也催生了由被解雇电工华里沙（Lech Walesa）领导的反抗组织团结工联（Solidarity）。波共政府为打压示威，切断了沿海城市的电话线。翌年，莫斯科认为波共领袖处理码头工运的手法太软弱，便指派主张暴力打压的另一名波共人物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来当波共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一上任就实行军事独裁，颁布戒严令，以“救国军事会议”取代政府机能，取缔团结工联并大规模搜捕组织领袖和支持者。
极权有太多面貌，除了像大抓捕那样扛著一把枪对准太阳穴的，还有像《金丝雀》这样的：它不张牙舞爪，甚至还彬彬有礼。莫洛杰写共产波兰的短篇小说几乎都是这样。《大象》写动物园买不起大象，结果园方管理层找了个吹气大象放在笼子里，动物园游客都不敢指出那是假大象，就只有一群来动物园的小孩童言无忌：“那是假的！假的！”《孩子们》里一群小孩堆雪人，被合作社主席投诉，说雪人是“一个贼坐在一个人的头上”，是影射他。莫洛杰总是让孩子成为最清醒的那些人，大概因为他们的人生没有痛苦到需要用谎话去治疗。毕竟对于共产东欧的知识份子，极权最荒谬的地方不是枪杆子，不是政治狱，而是“依法治国”，公事公办，还有各种“主义”对人灵魂的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