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在两个盛夏之间，香港经历了一场比雨伞运动更具规模、更澎湃、更持久、及更面向国际的反修例运动。运动成功送走“逃犯条例”，却丝毫未能撼动政府的权力，而如今又在疫症蔓延之中迎来更严苛的“国安法”。强权之下，抗争运动处处受到打压；与此同时，国际间新冷战的幔幕正在拉开，风起云涌。眼前阴霾满布，面对如此险峻的政治形势，香港人如何是好？
端传媒编辑致电邀稿，希望作者写一篇关于香港公民社会的文章，梳理历史脉络，从而探究可供前行的出路。 说实话，香港人在过去一年可以做的几乎都做尽了。如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港版国安法，对公民社会犹如悬在头顶上的利剑，香港人如履薄冰。6月21日筹组的反国安法罢工罢课公投，本来是一次别具意义的行动，但碍于种种原因，票数不足以致未能启动。而在九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参选人士最终会否因反对国安法而被取消资格，情况未许乐观。面对政府日益专横的打压，坊间有意见认为抗争运动现阶段适宜韬光养晦；亦有意见认为香港已经没有退路，必须继续打一场硬仗。
答允写这篇文章之时，对于出路我其实并没有更好的答案。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文字工作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里，我试图检视香港的公民社会如何从过去走来的点点滴滴，尤其是一些里程碑，探问这些历史性的抗争运动如何承先、又如何启后，（又或者无以为继），算是记录也好，盘点也好，希望能够从历史里寻找到少许启迪。
本地社会运动的萌芽
及至80年代，“九七”问题出现，民主被提上议程，昔日参与社运的经验、以及所建立的人事网络，亦为逐渐展开的民主运动铺奠基础。
回溯1960、70年代，那是香港社会发展一段相当重要的时期，也是公民社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其时，本地社会运动开始萌芽，及后百花齐放，例如学生运动（这时期被喻为香港学运的“火红年代”）、社区运动、工人运动、及妇女运动等等。这些社会运动组织，大多关注本地议题，追求社会公义，成为植根于香港社会的新兴改革力量。以工运为例，当时在传统的左派和右派工会以外，新兴的所谓第三势力开始崛起，如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香港公务员总工会、及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工委会）等。这些独立工会的出现，扭转了香港工运多年来一直依附在国、共党派斗争的发展轨道。工委会后来年更促成“香港职工会联盟”（职工盟）的成立，是第一个不受任何党派控制的独立工会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