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大学时期在香港大学修读社会学，并于1980年取得社会科学学士学位。在过去一年的对公众讲话中，林郑月娥曾提到自己的专业背景，表示“我是读社会学出身，我怎么会不知道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是什么？”这句话后来成为香港公众讨论其施政方针和治理政策时的必引之句。
社会学到底学的是什么？学社会学的人如何理解社会矛盾？学社会学的人如何理解公义与平等？其实这没有标准和统一的答案。但是香港社会为何对特首拥有这一专业背景多抱不以为然的态度，本文是其中一种回答。从中，读者或可借鉴有关社会学的某一种理解；更重要的是，香港民间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具体是如何呈现的。
原文发布于作者脸书，端传媒获作者授权转载，略有编修。
林郑月娥说：我本身是读社会学出身的。她说此话时，站在“香港的真相”五只大字前，配上一幕幕抗争者火烧杂物的场景，颇有“真理部”色彩。说来惭愧，我本身也是读社会学的。不过还在读，未出身。
读社会学的人，会如何看世界？会如何了解冲突？会如何述说香港的真相？C. Wright Mills 说，读社会学的人，要有社会学的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一、结构
自 Emile Durkheim 奠定西方社会学基础以降，社会学的主要纲领，就是“社会是真实存在的”。个体有自己的力量和意志，但必然受到更大的力量所制约，或获其协助。这些更大的力量主要是结构（structure）和文化（culture），当然还有物质。论者不断争辩结构和文化的定义，此处不深究。我们姑且定结构为人与人之间所建立的关系。某些关系会巩固而成为制度，有些则相对松动。而文化则属于意义领域。
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相信个体是解释一切的根源。不论人类行为如何复杂，都可以化约为个体行为，或再化约为个体理性。部分心理学家则会把一切都化约为个人心理。一般称此立场为个体（或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大部分社会学家都反对此立论。社会不是个体的总和。结构、制度、关系和文化的运作模式与形态，不能化约为个体的运作模式与形态。因为the whole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例如在工厂里，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形成不平等生产关系（或以威权武力维持，或以合约模式巩固）。而这剥削关系，影响厂长和工人本身的行为（这里特别用“影响”此相对空泛的动词，以包含多种可能。相关的学术专词叫“向下因果作用”(downward causation)），而不能化约为厂长和工人各自本身的行为。就如水由氢和氧组成，其形态却不能化约为氢和氧本身。科学哲学称之为“涌现”（emergence）。
既然读社会学的人如此看世界，就不可能相信（旧）“狮子山精神”。“狮子山精神”的故事告诉你，只要肯努力，发奋上进，人人都可以有出头天。李嘉诚白手兴家就是个例子。这神话的潜台词就是：如果你失败，无法出头，就是因为你懒，或你太蠢。这其实是“美国梦”的本土版。世上无人是白手兴家的。当经济扩张时，个人可以轻易因势利导。当经济收缩，或市场结构单一，被财金地产垄断，则再多个人努力都可能徒然。所谓“狮子山精神”，只是有群幸运得以在顺水行舟继而早上岸的人，向逆水行舟的人讲神话。而这逆流，可能正正就是由已上岸的人亲手造成的。
读马克思的人都知道，阶级尽管未必决定一切，但决定了大部分。当今得以在香港读大学的学生，大部分都来自中产或以上家庭，草根基层属于少数。何解？难道因为中产的孩子较聪明、更努力？你我都知道这是废话。究竟在深水埗㓥房的孩子能读到大学的机会大一些，还是住海怡半岛的孩子上大学的机会大一点？阶级在于你拥有多少资本。
Pierre Bourdieu 还告诉我们，资本不单只是钱和楼而已，还有你的语言能力、文化素养、品味、生活方式等等。刚刚读了一篇论文，分析美国华尔街的精英企业如何聘请新人。首先他们只会收常春藤大学毕业的学生，继而面试时经常会看应征者平时玩甚么运动、听甚么音乐、有怎样的lifestyle。如果还是觉得太抽象，可以去看看《上流寄生族》。导演奉俊昊本身也是读社会学出身的。
我上两个学期都协助教一科叫“社会问题”。在导修课上，我请学生做一个思考实验：假若你是一个亿万富翁（身家大概九十亿美金），所住的城市罪案率极高，经常有穷凶极恶的罪犯出没，大部分地区设施破旧，而你又和城中政客相熟，你会如何拯救这个城市？学生一般会说成立慈善机构、社福设施，或下令自己的公司多聘请穷人。这些都是不错的建议。但我说，其实问题可能喺个制度。一日政治制度不变、经济结构不变，任何慈善都不能从根本改善问题。这个例子中的城市叫葛咸城，那个富翁叫Bruce Wayne。而他的选择，是去做蝙蝠侠。但可能我们首先要问，他的财富从何而来？那些罪犯又因何故而成为罪犯？如果葛咸城有优秀的教育制度、健全的保健设施，和公道的政治体系，还会有小丑吗？
这是读社会学的人应有的世界观。当见到有人飞黄腾达，不会完全归因其才智和能力，而会看到其“成功”背后的种种助力：家底、资本、经济环境；当看到有人贫无立锥，不会归咎于其懒惰、愚蠢，而会看到其“失败”背后的种种制约：出身、歧视、制度缺憾。读社会学的人看待自己也应该如此：看到自己登上大位，不会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年年考第一真的很聪明。
二、人的能动力
结构主义者（structuralist）或集体主义者（collectivist）会相信结构决定一切，个体全无反抗之力。粗糙马克思主义者也会相信阶级决定一切。部分后现代主义者（postmodernist）和后结构主义者（poststructuralist）甚至会告诉你：你的意识也是被完全模塑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操控你的心智，以致你连自己受压迫也不知道。由此引申的结论，其实就是解放和自由是不可能的。然而部分社会学家也会看到人的能动力（agency）。这个概念很难翻译成正常中文，为求方便说，可以想想“英雄造时势”中那个“造”的能力。我们相信结构和制度会制约我们，但不代表人因此就必然如机器中的小螺丝，毫无反抗之力。
Antonio Gramsci 告诉我们，统治阶级建立文化霸权以统制人的意识和思想。然而霸权不是针插不入、密不透风的。文化场域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所争夺的阵地。例如大台播放剧集愚民，不必然完全成功的，因为人会按其自身经验和思考去解读。Jamse Scott也告诉我们，尽管统治阶级能制造“公开文本”去维持自己的权力，受压迫者也能够制造“隐藏文本”去反抗。反抗是困难的，但却是可能的。
以前我讲结构和能动力，总会说当中的辩论就是在于究竟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其实这是个伪命题。个体和结构永远处于辩证关系。以友情为例。我和你本是个体，当互相认识而成了朋友，建立起一段关系，也是某种结构，叫友情。这段友情不能化约为我们两个个体本身。从此，我生活和思考时，这段友情会成为一部分。例如我决定周末有何可做时，会思考究竟是陪家人，还是找你去饮酒。然而，这段友情不是我的全部，也不能支配我的全部。按 Pierpaolo Donati 和 Margaret Archer 所说，我们可以以行动去培养之间“关系的善”（relational goods），例如信任、团结，但也可能造成“关系的恶”（relational bads），例如猜忌、嫉妒。这就是个体与关系（结构）的辩证关系。
放在更大的结构亦然。社会运动和抗争政治的研究，诉说了一个又一个人民反抗的故事。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也有失败但造就未来成功的。我是个批判实在论者（critical realist），我不相信结构决定一切，而相信人有改变世界的能力，有独一无二的尊严。然而人之所以能改变，往往也需取决于多个因素互相衔接（conjuncture），以及无法预料的随机变数（contingency）。我不信世界必然进步而走向光明，也不相信有人能预测未来会如何（你想要预测的话，可以去问问经济学家，他们特别喜欢预测）。但我相信人必然有改变的能力，也可以有自由的意志。
我记得本科曾上过一课“政治思考”。我那一组的研习报告是有关传统从何而来（“为何要dem beat？”）。我们说传统是发明出来的，也是可以改变的。到了问答环节，教授问：在甚么情况下会有改变的可能？我好像说了一些很有大志的话。他再挑战，我支吾以对，最后不太忿气说了一句：天时地利人和。然后他就不再问了。落堂后，他跟我说：当你讲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我就无需要再问了。对不少人而言，天时地利人和可能是废话。但批判实在论告诉我们：这就是事实。某现象之所以发生，就是有各种因素在某个时空汇集而成。因此社会学家的责任从来都不是去寻求人类行为的铁律，继而预测未来；而是寻找并确认那些因素究竟是甚么、如何汇合、采取甚么路径，探寻当中的机制（mechanism）。预测不是社会学者的工作。所以批判实在论者不会是乐观主义者，不相信人定胜天；我现在确实很悲观，但批判实在论也告诉我不要太悲观，因为人类的历史事实上就是充满变数的。
马克思说：Men make their own history, but they do not make it as they please; they do not make it under self-selected circumstances, but under circumstances existing already, given and transmitted from the past。莫道萤光小，犹怀照夜心。在这意义上，我也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三、关怀
读社会学的人，关心人如何在权力结构中挣扎求存。
某些公共社会学家特别关注弱势社群和被压迫者，要叫世人听见他们的声音。社会学的旨趣，是把隐藏的黑暗放在阳光下，拆解看似有道理的主流论述，挑战一切权力和权威，理解人的种种处境。社会学的世界观，应该就是人文主义、人本主义（humanism）。
当见到有人上街抗议，她看到的是一小撮人有组织有预谋发动的反政府行为；读社会学的人所看到的，却是人民在剧烈不公之下所爆发的怒火；
当见到警察血腥镇压人民，她看到的是优秀公仆竭尽所能维持公共秩序；读社会学的人所见到的，却是国家机器要消灭异见，政权失去权威而只能靠赤裸暴力；
当见到示威者被定暴动罪并被判入狱，她看到的是暴徒罪有应得、法治得到伸张；读社会学的人所见到的，却是个体反抗后被国家无情地铁腕镇压、法治发臭。
当见到有示威者投掷汽油弹，她看到的是极端、近乎恐怖主义行径；读社会学的人所看到的，却是个体在强权面前所发出的绝望悲鸣。
所以，她虽然读过社会学，却不属于社会学，并再与社会学无关。
（莫哲暐，由香港走过伦敦再抵达加州，游走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