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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英豪、黄以恒:香港与澳门,管治联盟的变与不变

虽然两个特区的“吸纳”政策相近,但是基于港澳经济发展次序,带来的是截然不同的效果。

2019年12月,澳门。

2019年12月,澳门。摄:林振东/端传媒

刊登于 2020-04-27

#端 x SHKS#评论#香港研究

【编者按】:本文为“SHKS”(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为《端传媒》供稿。SHKS成立于2017年,是由全球21个国家、250多位学者组成的多学科、多院校合作的独立研究组织,协会关注香港本地、香港与中国及亚洲的关系,涉足领域包括政治、历史、社会及文化研究等,主要目标是促成本地与国际、学者与学子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并鼓励概念、理论及研究方法上的创新。SHKS每月在《端传媒》上刊出新近的研究成果。

近月应对肺炎疫情来袭,再次掀起香港及澳门一国两制的讨论。港澳两地有著相近的历史背景、地理位置、文化特质,但政治上却有南辕北辙的结果。新闻媒体经常以一国两制的“榜样”、“典范”来形容澳门,是中国的“成功示范”。相反地,香港的一国两制经验充满“冲突”、“对立”,可以说是较为失败的例子。但“成功”与“失败”的分歧又在那里呢?

香港和澳门的比较研究,切入点大抵有三个。第一,从殖民地历史出发,比较香港和澳门如何发展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第二,从比较反对力量出发3:香港强而有力的公民社会,带来举世瞩目的多场运动,如2003年反23条立法游行、2014年雨伞运动、2019年反送中运动;相反,澳门公民社会较为薄弱,虽然偶有大型运动,如2014年反离保游行,但大抵算是风平浪静。第三,从管治联盟出发,香港零散的管治精英,各自为政,未能给予足够的支持力量;而澳门紧密的管治联盟,却反映另一个故事。

我们的研究认为,虽然两个特区的“吸纳”政策相近,但是基于港澳经济发展次序,带来的是截然不同的效果:香港方面,管治联盟内的“传统”及“新兴”精英,回归后凭借新制度进入建制,如特首选委、立法会内功能组别等,而渐渐放弃地区联系,与社会脱节。最终于政府面临管治危机,未能与殖民时期的商界精英一样,运用社会联系,协调反对声音。

澳门回归后,“传统”精英同样通过新制度进入建制,与地区联系日渐疏离。但同时,2000年起澳门政府大力发展赌业,造就一批“新兴”商界精英。这批精英却大抵未能加入传统建制,反而以财雄势大、庞大资源,完胜地区工作,以另一种方式稳定澳门,此“分工合流”对澳门局势有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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