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弗雷德里克·凯克（Frédéric Keck）是法国哲学史学家、人类学家。09年禽流感之后，他在亚洲地区（香港、台湾、新加坡）为基点，观察他称之为“全球化（带来）的疾病”。其对欧洲“畜牧式”（pastoral）和亚洲“狩猎式”（cynégétique）防疫策略的对比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各国对新冠疫情的反应大相径庭。
本文3月24日发表在法国思想类媒体AOC（Analyse Opinion Critique）上，取材于作者新书（英文版 Avian Reservoirs 已于今年二月付梓，中文版预计年内出版），重点对比香港和新加坡经验。端传媒获授权翻译并发表此文。
法国实行禁足以来，这个古老国度的防疫措施在网上受到千夫所指，被视为全球差等生代表。以笛卡尔式理性和中央集权著称的法国政府一直让外国赞誉有加，但这一次它却优柔寡断。还有法国国民，跟遵纪守法的意大利人相比，被普遍认为缺乏公德，好像可以把罗马人的市民权责（civitas）和高卢人的不思进取和咄咄逼人简单地对立起来。 以上两点被说成是在其他地区早已施行的禁闭措施，之前却在法国迟迟没有得到落实的两大原因。
市政选举（译注：3月15日）过后，瞻前顾后的前卫生部长为了让人忘记她巴黎市长选举失利这件事，摇身一变成为事后诸葛亮般的吹哨人，这让情况更加扑朔迷离。一百二十年前的德雷福斯事件里，孚日山脉的蓝线（注）扣人心悬，当时已经让法国人泪汪汪的阿尔萨斯如今又身陷囹圄，米卢斯市某福音教派的集会使它成为全国受灾最严重地区。
中国很快就宣布封城，台湾更是马上对中国封闭边境，并依靠信息技术和岛屿地理维持常态运作。与这两个地方，特别是后者比起来，法国脸上无光。只有特朗普的美国还有其南美山寨版（博索纳罗的巴西）可以让我们不至于对自己国家的信心完全垮台。跟这两个国家比起来，至少我们的公立医院的服务质量还值得肯定。
民意调查显示法国人喜欢盯着现实的缺憾不放，却闭口不提好的方面，但这一次的集体自嘲不能用国民性格来解释。更好的解释是，自新千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将国家之间的防疫竞争体制化了，因此也出现了优等生、差等生之争。
法国为何在“武汉排行榜”上名落孙山？
必须说，拥有巴斯德（Louis Pasteur）开创的细菌学传统和成熟的公立卫生体系的法国曾经扮演过优等生的角色。2006年，时任卫生部长 Xavier Bertrand 将禽流感防疫当成法国政府的重点工作来抓。他主张不计成本布置防疫工作，因动员全民防疫需用尽一切手段。我们可以仿照大学领导特别在乎的“上海排行榜”（译注：即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排名），把各国在新冠防疫工作上的排名称为“武汉排行榜”。那么为何法国在“武汉排行榜”上的排名如今一落千丈？
亚洲经验可以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一些思路。在亚洲，儒家士大夫早早就已发明出将个人和机构进行评估并排名定序的制度（可参阅程艾兰 Anne Cheng 和毕来德 François Billeter 的著作）。2003年，SARS危机将疫情扩展到了全世界，严重后果显露无遗，并由此深远地影响了冠状病毒相关大流行病的全球治理。当时，一种新型冠状病毒从华南地区扩散至全亚洲，并通过华人社群传至多伦多，感染了约8000人，并造成约800人死亡。在世界卫生组织看来，这俨然已成为一场大流行病，而香港与新加坡正在争夺最佳防疫的头衔。
70年代末以降，香港就开始向世界预警来自中国的流行病征兆，成为一个“卫生岗哨”，在对抗新生病毒的全球战争前线枕戈待旦。1894年，法国医生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在香港岛西侧的薄扶林地区的陋室中识别出鼠疫病毒（译注：实为鼠疫杆菌）。后来澳大利亚微生物学家肖特里吉（Kennedy Shortridge）成为他的接班人，在同一个地方建立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着手采集并分析在华南肆虐的流感病毒，并将这些资料传达至当时尚对中国大陆流行病信息一无所知的世界卫生组织（当时这个总部位处日内瓦的机构里“中国”的席位为台湾所占据）。
1997年正是香港从英国殖民当局手中回归中国大陆的时刻，H5N1禽流感病毒却在12个感染者中造成了8人死亡。病毒的高致死率符合肖特里吉对灾难性事态的设想，让世界卫生组织坐立不安。此后的SARS危机让其预言更趋可信，因为病毒又一次来自于华南的动物（这次不再是来自禽鸟的流感病毒，而是来自蝙蝠的冠状病毒），并经由东西交汇的香港蔓延至全球。
2003年，香港与新加坡争相发表SARS病毒最新科研成果，展开了一场实打实的较量
对香港的岗哨地位，新加坡颇想一争高低。这个于1958年成为独立城邦的前英国殖民地在地理条件上与香港极为相似，它在经济上依赖于与之相连的马来半岛，但通过一个强大的、联结全球的华人社群确保了自主自立。90年代末，新加坡启动一个庞大的生物科技园区的建设规划，旨在通过高科技和高薪酬吸引全球科研人员，打造出一个“重点科研中心”。2003年SARS危机甫一终结，这个被称为“启奥生物医药园”（Biopolis）的规划就在新加坡东部破土动工。参与的学界领军人物当中有一位叫 Edison Liu，他出生于香港，在美国完成学业后来到新加坡主持基因组研究院（GIS），并在2014年成功地把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重镇从伦敦迁到了新加坡。
2003年，香港与新加坡在SARS病毒相关科研成果上展开了一场实打实的较量，而裁判则是位于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还有诸如《柳叶刀》《自然》《科学》等国际权威科学期刊。这场竞赛关乎健康，因为罹患SARS的病人正在这两座城市中快速增多；这场竞赛亦关乎政治，因为关键是展示华人社会在面对疫情风险的信息社会里如何展开卓越的治理。
当时，所有观察者都认为香港拔得了头筹。香港得益于两大优势。一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香港与华南地区，尤其是钟南山医生所在的广州市近在咫尺。钟南山给肖特里吉的同事提供了样品，使得这种冠状病毒及其宿主（蝙蝠和果子狸）得以被识别。香港与欧洲的联系也更紧密，尤其是与鹿特丹，而鹿特丹是动物医学家（译注：人畜共通传染病学家）Albert Osterhaus 率先运用科赫法则（postulats de Koch）证实SARS病毒的传染性的地方。另一方面，香港的自由主义传统有利于流行病学家创造出尊重个人自由的调查和监测方法，淘大花园住宅小区下水道传播案例的经典研究便是一例。但评论员也指出，新加坡其实并非没有胜数，毕竟其基因测序技术十分优越，并且政府有能力利用先进的监控设备来管控居民。
武汉被打造成瘟疫岗哨，其动力来自于中国大陆周边地区为了掌控作为“病毒库”的大自然而展开的竞争
SARS危机宣告了实验病毒学对分子生物学的胜利。前者在实验室中使用实地采集的样本研究病毒，而后者使用信息技术分析基因序列以构建系统发生树（arbre phylogénétique），呈现病毒演化。
然而，SARS危机过后，随着时间发展，新加坡的战略目光却显得比香港的更加长远。首先，北京当局更偏好新加坡的治理模式，即一个由儒家精英管理、可以提供有效公共服务和有分寸地利用外来人才的威权政体。与之相反，香港的治理则受到英国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是建基于人员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及一切政治自由的享有之上的。再者，如今华南地区已不再是流行病的发源地，墨西哥（2019年的H1N1）、沙特阿拉伯（2012年的MERS-CoV）和华中地区（2019年SARS-CoV-2）等地均爆发流行病，使得香港的专家不得不分散精力，而这是一切是在香港特区政府在北京的管治下，对公共卫生基础研究的投入减少的情况下发生的。
目前亚洲起码有四个岗哨在互相竞争。其一是香港。在经历了10个月的抗议运动和2个月的封校之后，香港大学在医学院院长梁卓伟和微生物学系前主任袁国勇带领下，想方设法维护香港在SARS时期建立起来的良好名声。其二是新加坡。新加坡重点投资“启奥城”，在国际科学期刊上颇具影响力。其三是台湾。台湾吸取了SARS抗疫的教训，并将此次防疫做得滴水不漏。最后亦是最重要的岗哨是武汉。中国科学院自2003年起就与法国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合作，并在2017年于武汉建成了全国唯一的P4等级高等生物安全实验室。该实验室使得这次SARS-CoV-2病毒得以被迅速测序。另外，武汉负责公共卫生的领导在2020年一月铸下大错后，也已被直属北京的新官员所替换。
历史学家威廉姆·克罗农（William Cronon）在其著作《芝加哥，大自然之都》(Chicago, Nature’s Metropolis）中论证了芝加哥之所以能取得美国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是因为在跟其他美国中西部城市为了掌控作为“货仓”的大自然的相互竞争中胜出的结果。武汉也一样，中国把武汉打造成瘟疫岗哨，动力来自于中国大陆周边地区为了掌控作为“病毒库”的大自然而展开的竞争。
关键问题在于这种融合了竞争和科学界合作的背景之下如何相互团结
这样的描述似乎有些令人担忧，因为它展现了中国在生物科技领域的狂热竞争，而且这种竞争不只关乎经济，更关乎政治与卫生，甚至军事：的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亚洲战场不仅用上了常规武器，也出现了生物武器。
但欧洲人不应该因此就轻易地将实现国际合作这个美好愿景与亚洲经验对立起来，可惜2003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就是这样做的。在它看来，病毒学家之间的竞争只要是在公开透明的组织框架下进行，并且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国际公共卫生，就为信息的快速传播提供了条件。但其实更关键的问题是在这种融合了竞争和科学界合作的态势之下如何相互团结。团结的意思就是说面对同样的疾病威胁，生物体之间建立情感纽带、与他者实现共鸣。我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接下来就此提供一些思路。
我认为面对全球疫情，我们必须要以岗哨为起点相互团结。联合处于竞争关系中的岗哨以期尽快发现病毒，并在四个层面上提高警惕。首先在科学家层面，让大家认识到科学家不仅仅是会运用计算机识别病毒变化的大脑，也是跟所有人一样，会受到病毒冲击、会感受到恐慌、会被作为研究对象的病毒感染甚至死亡的血肉之躯。对科学家来说，重点是把病毒视角转换为人类视角，就好像猎人在狩猎的同时也必须关心自已，以避免杀身之祸。
第二个是针对不同世代的预警。病毒对不同年龄段的人的影响不可一概而论。SARS或H5N1这类病毒更容易激起年轻人的“过度免疫反应”，而SARS-CoV-2或季节性流感则会摧毁免疫系统，对老年人的威胁更大。要注意到得是病毒的影响因人而异，但是让它们产生的社会条件与生态环境却是全人类共享的。这就向我们抛出了一个问题，即代际之间关于这个环境条件的知识传承。
另外我们还需要想象一种超越民族国家之间相互竞争的国际性团结。不论对大国还是对小国而言，疫情引发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国家是否有能力控制居民这么简单，而是其造成的经济问题。各国需要就此展开真心诚意的合作。最后我们还需要想象物种之间的团结。因为流感或SARS疫情警醒人类：诸如工业化饲养家禽、砍伐森林导致蝙蝠接近城市等等人类行为改变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传染病爆发缘由在此。后疫情时代，人类必须重新学会与动物共存。
注：法德两国1871年签法兰克福条约，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一部分领土于德国，蓝霞笼罩的孚日山脉成为自然国境线。1894年，阿尔萨斯地区米卢斯市出生的法国犹太人军官德雷福斯被诬告通敌叛国，引发震荡法国、旷日持久的德雷福斯事件。
（翻译：洪涛，吴樾）
（弗雷德里克·凯克，法国国家研究中心社会人类学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