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为意大利社会学家 Giovanna Vicarelli 为法国《世界报》所撰，原刊于3月12日。欧洲观察公号“欧罗万象”对本文进行了翻译，中文版于3月20日刊发。端传媒获“欧罗万象”授权转载。原文标题为，意大利：严厉的限制措施源于脆弱的卫生系统。）
自2月21日起，二十多天的时间里，意大利出台了一系列旨在遏止 Covid-19 传播的政策。在众多观察家特别是欧洲观察家的眼中，这些政策看上去并不一致，甚至有些过分不一致。各大区率先出台了几项互相打架的措施，中央政府的措施之间也鲜有协同，3月9号的政令之后，部长委员会将已在隆巴底大区和意北疫情最严重的十四省实行的限制措施覆盖到全国。
内部缺乏一致而又严厉的举措
这一后果不仅是修宪造成的，也是奉行联邦主义的中右政府所执行的政策所带来的——中右派政府在对地区政策进行中央协调方面毫无建树。
于是，自3月10日起，意大利人就不能再走出家门了，除非有必要的理由，如工作需要、紧急情况或者看病。每次出行，个人必须填写一份声明单，出示给警察。弄虚作假会被视为违法。
如何解释这些内部缺乏一致而又严厉的举措呢？为了理解这一问题，需要考虑两类因素：一方面是长时期的结构性因素，另一方面是与意大利现行的政治和卫生系统有关的背景类因素。
各项措施之间的不一致首先是因为意大利卫生系统分区化严重。2001年起，通过修改宪法，大区开始负责原则上覆盖全民的公共健康服务 Servizio sanitario 的管理和安排工作。大区自主迅速抬头，几乎到了“无（中央）政府”的程度。最近几个月，各大区甚至以大区权利的名义要求更进一步，实现“差异化自主”。就在这种现行法律框架下，负责卫生事务的中央行政机构即卫生部的职权被削弱、被架空。这一后果不仅是修宪造成的，也是奉行联邦主义的中右政府所执行的政策所带来的——中右派政府在对地区政策进行中央协调方面毫无建树。
我们应该在这样一个结构背景下去理解隆巴底大区和威内托大区主席前期采取的种类繁多但又自相矛盾的防疫举措。这两个地区都在反对党（由萨尔维尼 Salvini 领导的联盟党）的治下，总是跟孔特政府（由民主党和五星运动联合执政）对着干。
从背景的角度看，我们还要想到，现任卫生部长 Roberto Speranza 不但年纪轻，还缺少部委工作经验。此外，他并非医学背景出身，2019年9月5日初入政府，至今只有6个月的经验，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完善对整个系统的技术认知。这些日子以来，一直是孔特总理发表讲话、出席公共场合，这并非一个偶然。于是，各种因素的叠加就造成了今天意大利在面对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这一紧急时刻难以给出一个协同一致的政策回应。
2017年，我们就发现有大量的南部居民北上，以在北部大区（隆巴底、威内托和埃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医院里获取更好的医疗服务。
意大利卫生系统长久以来就存在巨大的区间差异，这种差异因大区自治而进一步加剧。南部的一些大区如卡拉布里亚（Calabre）和坎帕尼亚（Campanie）甚至没有能力为本区全体人民提供法律规定的全民基本健康服务。2017年，我们就发现有大量的南部居民北上，以在北部大区（隆巴底、威内托和埃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医院里获取更好的医疗服务。
资金投入的锐减
一个困难重重的卫生系统（南方大区问题尤甚），直面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机。
如今正是这些北方医疗机构收治了意大利境内的绝大部分2019冠状病毒病患者。然而，病毒在南部大区的迅速传播给了卫生服务一记重击，现存的医疗结构无论从质上还是从量上都已不足以应对。因此只能采取严厉的措施尽力遏止病毒的传播。
此外，近些年来，因为2008-2010年国家所遭遇的经济危机，对意大利卫生系统的资金投入也在锐减。再加上中右派政府的民粹主义政策，推行提前退休措施（全额退休金），造成了大量医护人员的离开，但却没有补上同样的人手。
结果，一个困难重重的卫生系统（南方大区问题尤甚），直面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机。孔特政府正是意识到了卫生系统的脆弱性，才于近期出台了极为严厉但是又很现实的举措。
就像在任何一个充满矛盾但又拥有多种资源的国家里经常发生的那样，意大利的医护人员为了遏止日益增长的感染人数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表现出了对公共卫生事业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无论存在着什么样的批评，无尽的感激是我们国家对正在经历的这场卫生危机所能给出的最好的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