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诗人杨牧（1940-2020）病逝。报纸上称他是“距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台湾诗人”，从国际声名切入，算是方便的标签，让对文学不熟悉者立即读取座标。而另一种观察我以为更为贴切，消息传出不久后，台湾小说家朱宥勋在facebook上提出观察：这位诗人的逝世，除了像过往其他重要诗人逝世那样立刻涌现大量信息与哀悼贴文外，几乎每则贴文都附上了发表者自己喜爱的杨牧诗作，非常多样，不是只有那一两首经典，而是涵盖不同时期、不同主题、不同风格。这样的致意与引用持续累积，甚至还包含了散文、文论、编辑事业、为故乡花莲擘划大学之理想等方面，显示出杨牧其作其人其生涯的丰沛、广阔与吸引力。
此刻我在柏林，手边没有任何杨牧集子。就凭绿水洋黑水洋中伶仃浮起的暗影，岩壁上凿过的线条，记叙一些因缘与体悟。
我的第一部诗集《屏息的文明》由杨牧写序，那年我二十四岁。愿提携他根本不大认得的新手，我终生感激。该篇序文也刊登于报纸副刊，不久后在某个聚会里遇见周梦蝶，我自报姓名，老人家面容肌肉牵动，嶙峋大手紧紧一握，我竟听懂了河南腔国语：“杨牧写的序，我在副刊上看见了，我就想，要读读你的诗。”这是杨牧序的威力。
当年我心头年轻的神是骆以军，诗集就想找骆写序。读完了诗稿，骆苦口婆心喳喳呼呼劝告：“这个，我不能写欸，你的诗很名门正派啊，不是我人渣风格，你要不要找同样名门正派写啊？”在骆鼓励之下，厚著脸皮，写信寄稿子到中研院向杨牧自荐。过了四、五天吧，杨牧竟然亲自打电话到我台大宿舍里，很亲切，表示看过了诗，想跟我谈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