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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占领街头》:纪录台港的公民社会反抗行动

研究社会运动的一项挑战与乐趣即是,研究者永远无法预料社会运动未来的走向,大部分的著作都只能解释过去发生了什么事,后来的发展很可能会推翻了研究所获致的结论。

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

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摄:林振东/端传媒

何明修

刊登于 2020-03-07

#端 x SHKS

【编者按】:本文为“SHKS”(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为《端传媒》供稿。SHKS成立于2017年,是由全球21个国家、250多位学者组成的多学科、多院校合作的独立研究组织,协会关注香港本地、香港与中国及亚洲的关系,涉足领域包括政治、历史、社会及文化研究等,主要目标是促成本地与国际、学者与学子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并鼓励概念、理论及研究方法上的创新。SHKS每月在《端传媒》上刊出新近的研究成果。

我在2014年出版了Working Class Formation in Taiwan: Fractured Solidarity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中文版《支离破碎的团结:战后台湾炼油厂与糖厂的劳工》在2014年刊行);在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写一本关于香港与台湾的专书,也没有料想到前英国殖民地的过往与未来会与台湾密切相关。我长期以来观察台湾的社会运动发展,经常追踪参与者的行动与论述。在2014年3月太阳花运动爆发之前,我开始发现越来越多的台湾社运参与者前往香港,两地之间的交流与相互学习更为频繁。在该年底,香港的雨伞运动轰动登场,理解这两种具有高度历史性意义的抗议运动成了不可逃避的知识任务。我试图研究其起源、过程与后果,也因此,我暂且搁置了手上的议题,专注于台湾与香港的比较研究。

过了四年多,我的专书 Challenging Beijing’s Mandate of Heaven: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and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 在2019年初出版了。到了那时,香港的民主运动与公民社会看似已经丧失了当初的动力。在占领公民广场案、占领旺角案、占中九子案中,雨伞运动的领导者面临司法的秋后算帐,判刑入狱。鱼蛋革命的参与者被以暴动罪重判,香港也出现了流亡海外的政治难民。雨伞运动激发了年轻人参与选举的风潮,许多本土派与自决派的参选者在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胜出,但是由于宣誓风波,有六位民主派议员被剥夺资格。在2018年两场补选中,民主派败阵,席次拱手让给了亲北京的建制派。此外,香港政府取缔主张独立的政治团体,通过有违背基本法之虞的“一地两检”,修改立法会议事规则,使得反对派议员再也无用“拉布”来阻挠有争议的案件。从种种迹象来看,雨伞运动所释放出的热情早就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无情的政治寒冬。

研究社会运动的一项挑战与乐趣即是,研究者永远无法预料社会运动未来的走向,大部分的著作都只能解释过去发生了什么事,后来的发展很可能会推翻了研究所获致的结论。在七○年代初期,周恩来对于远渡来访的尼克森说,现在要评价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定位仍是太早。在英文专书最后一段,我提到八○年代初的波兰团结工联运动的例子,或许是一面值得借镜的历史案例。在一年多的期间,团结工联运动卷起一股“公民社会对抗帝国”的风潮,但是随著波兰戒严,运动受到无情打压,领导者被判刑入狱。短期来看,团结工联也许会被当成一场徒劳无益的失败之举;然而,随著八○年后期局势丕变,甚至导致苏联的解体与东欧的民主转型。从事后来的角度来看,团结工联运动其实是启动了巨变的第一步,没有那一波密集的由下而上之动员,我们很难想像当今的欧洲图像。如今,经历半年的反修例运动,“就如同三十年前的苏联领导者一样,习近平在自家后院面临了一个‘波兰问题’”。

新书命题

在英文专书出版之后,我开始著手翻译改写成为中文版,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变动是尽可能简化或删除学术性的讨论,以因应更广大的读者群。其次,关于台湾与香港的历史背景也大幅精简,因为繁体中文的读者大部分是熟悉这些过往发生的事情,不需要额外的说明。此外,关于太阳花运动与雨伞运动的情境性描述与访谈者的引用,则是用更多的篇幅,我相信很多参与者会更在意这些细节,因为他们曾经身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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