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反修例运动以来，香港的“教育”常常成为港府及中央的批评对象，大中小学生关注甚至参与社会运动，也成为一些家长担心的“问题”。香港中文大学段崇智与学生的几次对话及其后发表的校长信，在本港固然受到欢迎，但也引来了内地官媒《人民日报》的抨击，校园、校长、学生——为人师表者及学习者，总是要经受关于“政治化”的质问和考验。
“政治”的本质、“教育”的本质究竟为何——这些问题或许要多回到几本书中去找寻答案，但是当我们把目光从理念转回到实际的教育过程、校园生活中时，则能更细致地发现其中的张力。学校真的没有做够吗？学生没有顾及学校吗？学生没有自己的思考吗？老师及校长没有秉持中立吗？如此多的疑问，被淹没在一句“教育有问题”的笼统指责下，实在可惜。本文是香港传播学者朱顺慈基于雨伞运动之后做的研究改写而成，回应今日，仍有余音。
本文为“SHKS”（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独家为《端传媒》供稿。SHKS成立于2017年，是由全球21个国家、250多位学者组成的多学科、多院校合作的独立研究组织，协会关注香港本地、香港与中国及亚洲的关系，涉足领域包括政治、历史、社会及文化研究等，主要目标是促成本地与国际、学者与学子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并鼓励概念、理论及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从2019年2月起，SHKS将每月在《端传媒》上刊出新近的研究成果，敬请关注。
九月开学以来，参与反修例运动的学生有增无减。截至10月8日，香港警方累计拘捕2300多人，其中750人未满18岁。禁蒙面法实施后首个周末，被捕百余人，六成在学。如何理解现况？不少人以一句“教育出了问题”解说，至于具体哪里出问题，就各有各的说法。首任特首董建华当年力推教改，二十年后直认通识教育失败；前教育局常任秘书长罗范椒芬认为错不在通识，反而社交媒体影响更大；现任教育局长杨润雄说，家长和社会的角色同样重要，未来会加强家长教育云云。
“教育”很玄妙。举凡社会出了什么问题，总有人提出加强某方面的教育来解决。未婚怀孕个案多了？我们需要与时并进的性教育。青少年道德观念薄弱？是时候重整德育了。高分低能？年轻人要学习多角度思考，必修通识。语文水平下降？信息科技追不上？几乎所有问题都关学校事，都应该开一科，只要加人手、拨资源，问题便迎刃而解。到问题解决不了，怪罪起来，学校又首当其冲。每次听人批评学校诸多不济，我都不确定大家责备“学校”时，脑里想的，到底是有血有肉的校长、老师和学生，还是盘根错节的架构和层级。如果是前者，即是把所有人都骂了，不但一竹篙打了一船人，亦无视体制内各种利害和张力。如果是后者，那我们是否应更公道些，先别忙追究，而是回到制度本身查找不足？
2014年9月，我在荷兰学术休假，每天醒著的时间都在网上追新闻。10月，黄之锋登上《时代周刊》封面，周刊以“一代的声音”（the voice of a generation）为专题，内文提及“青年震荡”(Youthquake)，这比喻固然生动贴切，我却随即想到，占领现场虽不缺中学生身影，但学校依然是最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要说这是一场震荡，在漫长的七十九天，学校里头出现过什么样的震荡，他们如何面对？当时我一直留意为数不少的中学政改关注组，他们组织各种表达政治诉求的活动，大至罢课，小至派发黄丝带，抗议行动不时见报，报道重点往往落在校方和学生的“冲突”。我搜集相关报道，整理了一个学校名单，2015年年初，得到其中四间中学同意，让我分别访问他们的校长和该校的政改关注组负责学生，尝试还原“冲突”背后的故事，了解本来的规章制度的作用。研究结果于2018年在期刊Social Media + Society发表。（注1）
五年过去。重读访谈纪录，对照当下时局，深深感到学校处境之难，比起雨伞运动，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某些需要深思的题目，原来历久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