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SHKS”（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与《端传媒》长期合作的稿件。SHKS成立于2017年，是由全球21个国家、250多位学者组成的多学科、多院校合作的独立研究组织，协会关注香港本地、香港与中国及亚洲的关系，涉足领域包括政治、历史、社会及文化研究等，主要目标是促成本地与国际、学者与学子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并鼓励概念、理论及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从2019年2月起，SHKS每月在《端传媒》上刊出新近的研究成果。本文作者新撰写了《香港最早期政党及民主斗士：革新会及公民协会》一书，以下可视为作者对此书的介绍与心得。
一直以来，香港史的论著都认为本地政党在80年代后才诞生，而香港人在90年代开始才比较关心政治。（注1）这误解建基于不同的理论：包括难民心态、行政吸纳政治，以及传统中国人性格等。（注2） 然而，当我仔细阅读本地的旧报纸时，我开始发觉以上的论调颇值得商榷，并发现香港最早期的政党——香港革新会及香港公民协会在二战后便相继成立。（注3）作为市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以及监察政府的政党，它们除了争取民主发展之外，还特别关注香港的房屋政策、医疗保障、教育普及、以及社会的不同问题。
如今，革新会及公民协会的历史角色已渐被遗忘，而学者关于香港政党以及争取民主运动的讨论仍然只限于80年代以后，这篇文章希望可以就着这段历史空白之处作简单介绍。
《香港最早期政党及民主斗士：革新会及公民协会》
作者：曾奕文
出版商：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9-04
战后香港有利政党形成
传统的士绅已经不能代表广大的群众、尤其是战后居港的新移民，桥梁功能大为失色。当时的香港，急需要新的组织去代表及帮助市民。
在19世纪的香港，无论是外藉或本地居民都会希望政府尽量不去干扰他们的生活。而政府的角色只是去保障他们的生命及财产安全，以及提供一个安定的营商及就业环境。（注4）英籍官员尽量不干涉华民的生活是因为他们真心以为本地人希望政府可以让居民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注5）由于殖民地政府刻意的疏远政策，间接鼓励本地居民自己组织去解决问题，因此华人领袖在战前时便藉著文武庙、东华三院、保良局及团防局等组织去管理华人事务，这些“士绅”充当了政府与居民的桥梁。
但自二战之后，香港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战后百废待兴令殖民地政府没有足够资源去加强社会服务。此外，香港从未经历过像二战后有大量居民回流的情况。再加上因为大陆的内战而涌入的难民，一时间令殖民地政府的人口、房屋、医疗及教育等政策均陷于困局。在“积极不干预”政策下，同时由于担心吸引更多的人从大陆移民到香港，港英政府亦刻意避免提供福利服务，所以该责任便被教会及其他志愿团体分担。（注6）但它们的资源及经费有限，只能够帮助少部份人士。（注7）因此，战后的香港人不单要面对恶劣的居住环境以及低收入的困境，更饱受社会不公平及贪污的煎熬。（注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