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武汉封城已经过去了20天。当天，中央宣布免去了蒋超良湖北省委书记，马国强武汉市委书记的职位，以上海市长应勇和济南市长王忠林分别接替。新书记们履新后第二天，2月15日，求是网罕见地公开了2月3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讲话，紧接着新华社次日转载并全文公开讲话。讲话第一段再三强调，习近平早在1月7日 “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 ，并前后三次就疫情做出指示。
中央试图对外传达一个信号：中央早已知情，而武汉的地方官员仍在淡化病毒的威胁。为何要通过公开国家领导人在最高权力机关的讲话来对地方官员进行攻击呢？答案其实就蕴含在威权政体韧性和能够延续的秘密中。
合法性危机和问责制度
威权政体的合法性还有另一个重要来源：问责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威权政府会致力于改善问责制度，因为问责成了领导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威权政府天然存在合法性问题，因为合法性的核心是“统治是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缺乏多党竞争和平等投票权的威权政府会长期面对不断显现的合法性危机。然而研究威权政体的学者在社会调查（比如亚洲政治态度晴雨表ABS）中发现，中国民众对政权的信任和支持很高，甚至长期超过大部分民主国家。许多学者都深入探讨了其成因。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依靠意识形态，克里斯马领袖和群众运动来维持合法性。然而在毛的末年，群众运动无法维持，毛个人的权威在林彪事件后严重受损，意识形态也因为糟糕的社会经济状况而失去吸引力，民怨沸腾，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在短暂的过渡期后，邓小平主导了改革开放，确认了新的合法性来源，也就是绩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除了经济发展，还包括提供公共物品如道路交通，失业和医疗保障，公共安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