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疫情危急，感染人数持续增长，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各国科研机构都在积极寻找对策。端传媒记者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istitutes of Health, NIH）获悉，一款针对新型肺炎（2019-nCoV）的疫苗有望在三个月之内进行临床测试。
主持疫苗开发的是NIH下属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的Anthony S. Fauci博士。他接受端传媒访问时表示，相比其他流行性病毒，冠状病毒有相对明确易懂的疫苗标靶。当年，研发SARS的疫苗需20多个月才展开临床测试，而这一次能够在短短时间内对新型肺炎进行疫苗研发工作，应归功于迅速测定、公布病毒基因组序列的中国科研人员，“他们与世界共享了信息”。
值得指出的是，2020年1月7日，中国科研人员检出新型冠状病毒，获得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1月11日正式对外界公布。这为各医药公司随后制作诊断试剂盒提供了重要依据。
然而在中国国内，确诊却需要漫长的行政流程。端传媒综合各大媒体报导，辉睿、捷诺等医药公司已在一月中旬向各地供应了十余万人份诊断试剂盒，而统筹权和确诊权仍握在湖北省疾控中心手中。全武汉仅有三家医院拥有确诊资格，许多医院面对潮涌般的患者，试剂盒却供不应求。医护人手紧缺，一些患者即便被高度怀疑感染冠状病毒，依然无法就医，延误了疫情的控制。
感染人数急剧增长，疫情爆发近五十天时，武汉“封城”，湖北省其他城市也接着宣布检疫隔离。专家预测，这次冠状病毒的感染规模“会是SARS的10倍起跳”。
“很多人在武汉封城之前就逃离了”
“封城有可能会把事情变得更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保障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的资深研究员Amesh A. Adalja对端传媒记者说，这不仅制造更多恐慌，更将许多疫情埋在了公众看不到的地方。
不仅是武汉，武汉周边依然有许多较不发达的地区，住在那里的多是留守老人和儿童，许多乡镇已经隔离，但疫情真正如何，外界能获取的信息很少。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团队以SARS和埃博拉疫情为例对记者分析。2014年，埃博拉在西非利比亚爆发，政府在感染严重的地区设立隔离区，将数万居民封锁起来，由安全部队看守，每日由全幅武装的工作人员进行消毒和尸体掩埋工作。这种情况下，信息高度不透明，无法购买日常所需，居民完全陷入了绝望，最终引发混乱，许多感染者逃离或失踪，一些隔离中心遭到劫掠。
2003年SARS在台湾爆发时，台北市立和平医院封院，有一千多人留院隔离，这消耗了大量留守的医护人手。台湾媒体曾评“院内发生种种慌乱与无序”，“和平医院变成和平监狱”，“很多医护人员趁机溜出医院，十名院内的民众也逃离，整个和平医院顿时人仰马翻，变成集中营。”
“你要考虑人的个体权利、自由和意志。”Amesh A. Adalja质疑，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是否能简单直接地暂时剥夺走这些权利。
况且，“很多人在武汉封城之前就逃离了，”他补充，这也降低了封城的有效性。
据兰卡斯特大学、佛罗里达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的数位学者分析，目前封城措施预计能减少约四分之一的感染病例。“目前实施的是99%的交通封锁，到2月4日，估计只能降低24.9%的感染风险。”这份联合报告中写道，按照其计算模型，截至1月21日，武汉地区实际感染人数达到11,000多人，在2月4日将达到19万人。
“封锁是目前全面措施里面的一小部分”
在中国，最近一次检疫隔离发生在2014年甘肃玉门市的鼠疫，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伦理及人文学部总监、助理教授吴易叡对端传媒介绍，“这看起来的确是有效的，因为规模小，上行下效。”
“这次武汉面临的问题就复杂得多，”吴易叡补充，武汉是超级大城，本身为交通枢纽，“封城本来就没有那么容易。”并且，“中国人民的自我意识已经高涨，虽然很多视频上还可以见到许多人觉得‘依靠党就没事’，但中国人的身体还是最诚实，他们用各种方式逃离。”
并且，“中国人普遍对国内的医疗水准不具信心，医闹、杀医、号贩子……这些都是在制度外部衍生出来的现象。在这种极端不信任的气氛下封城，会有什么后果，这几天的新闻就看到很多了。”
农历新年到来，中文社交媒体上依旧一片恐慌。许多在病患疑似感染却求医无门的信息在流传，而武汉各个医院因医疗资源紧缺，物资告急，已经绕开政府程序，宣布接受公众捐赠。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照常上演，歌舞小品照旧，似乎已与武汉分处两个世界。
疫情也依然在向世界各地蔓延。美国境内已发现第二起感染者。这位六十多岁的女性患者在十余天前从武汉返回芝加哥，当时并未出现任何症状。
“目前看来，封城是必要措施。如果不封锁，事实上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密歇根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Shoou-Yih Daniel Lee对端传媒记者说。
若强行将台北市立和平医院在SARS期间的封锁境遇与武汉对比，Lee认为有一些牵强。“医院毕竟是一个机构，能够活动范围比较小，感觉真的像是一个监狱。封锁一个城市感觉不一样，你平时也是在城市里活动。”
但Lee强调，“封锁是目前全面措施里面的一小部分”，“假如当初发现时没有封锁消息，就提早开始追踪，没有让它扩大，不至于造成这一步，不需要封锁整个城。”
且在封城的情况下，“医护人员能做的有限。”“病毒感染，没有任何治疗方式，只能舒缓症状，譬如说呼吸困难就要接受人工呼吸器。像感冒一样，你去看医生，医生不是治疗感冒，而是在照顾症状。”Lee亦在互联网上关注武汉从流出的各个医院的视频，以了解现场情况。“他们在日以继夜地帮助病人舒缓症状，希望身体自然复原。”
目前，最可能的结果也是“希望时间把这个事情带过去”。待春夏季节到来之后，病毒自然消退。
不过，在哈佛大学化学生物博士后、华人学者田禾眼中，虽然新冠肺炎的死亡率低于SARS、自限性更强，且尚未出现百人级别的超级感染者，“意味著大部分患者可以挺过这一关”，但另一方面这也代表著冠状病毒可能变成和流感一样“与人长期共存”的局面。
她认为新冠肺炎的重症比例和死亡率，和流感比高很多，“如果几年来一次，对人心和经济的打击比封城、封省影响更大。”田禾认为眼下要尽可能阻止春运返程高峰形成：“高校要推迟开学，工厂应推迟开工，疫情严重地区的封锁应该适当延长，在结束封锁后要继续执行一段时间的体温检测。”她也想到了劳工阶层的权益保障问题，“（企业）应鼓励身处次要疫区的员工推迟报导，远程办公。因这次灾害推迟开工的企业员工，企业不得开除或降低考评。”
“在第一道防线还没有彻底失败之前，还是不要考虑退守第二道防线吧。”她这样总结。
美国曾经历过SARS（2003）、MERS（2014）和埃博拉病毒（2016）的侵袭。如果倒回二十年前，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所做的很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团队说。防疫程序是在屡次的经验和教训中逐步完善的。时至今日，美国备灾和应对办公室（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卫生与公共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均有相关的项目和团队在进行防疫，每年花去数百万美金。“美国有比较好的报告系统和检测系统，”且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更像“一个国际单位”，Lee补充，“常常派人到其他国家进行防疫工作”，这都让他们有时间做好应对措施。
中国曾经在SARS之后建立了传染病监测和应对系统。官方媒体频频宣传，中国已建成“下至县城、上至国家级的四级疾病预防控制系统”，同时还有“不明原因肺炎”的直接上报机制，各级医院可以直接将疑似病例上报至中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但可惜的是，在2020年，这一套系统依然没有阻止新型肺炎的爆发和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