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习近平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言：中国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就要在未来五年间使7000万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一场被写入“十三五”（指中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列出2016-2020年政府工作重点）的“脱贫攻坚战”随后席卷全国，2016年至2019年，中国累计发放3800多亿（人民币，下同）专项扶贫资金，除了各级政府、事业单位被要求派干部下乡扶贫，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亦被动员起来出人出力。与此前多年的模式相比，这场扶贫运动被要求做到“精准”，“脱真贫，真脱贫”。
这场消除贫困的运动赢得国际社会大量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曾表示：“过去10年，中国是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纽约时报》则报导，一些学者担忧习近平的计划更像是制造头条而非为贫困群体带来持续改变。还有声音认为，脱离中国设定的贫困线不代表真正脱贫。中国的贫困线从1985年的人均年纯收入200元增至2015年的2855元，涨幅14倍；但与此同时，GDP增长95倍，生活成本更是日益趋高。此外，扶贫过程也不时曝出丑闻。2016年和2017年，审计署抽查700多亿扶贫资金去向，发现约1/10的金额出现贪污、挪用、数据造假等问题。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测算，截至2018年底，中国只剩1660万人尚未脱贫，距离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只剩下最后一步。这场脱贫运动真的有效么？中国式脱贫具体是如何操作的？参与其中的一线官员怎么说？端传媒在今明两天推出专题报导，解析中国脱贫战的理想与现实。本文是专题的第二篇，梳理了这场脱贫运动会如何改变中国社会。第一篇报导《12.8万个贫困村被要求限期脱贫，一个村庄决定试试养鸡》以中国西南的一个村庄为样本，记录贫困户、脱贫官员等不同角色在一场荒诞脱贫战中的故事。
1972年，“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西海固地区发生了涉及回族的群体性事件。在农林部工作的32岁的段应碧被派去查看情况。他走遍了定西所有的县。当地农民贫困，没饭吃，没有几户家里有粮食，有人出去要饭，有人扒火车去新疆农场找活干；没衣穿，有一户家里老太和儿媳妇都没穿裤子。十五六岁的女儿刚订了婚，婆家给了一块布，做了一条裤子，里谁出去干活，谁就穿它。段应碧写了一封信发往北京，紧急从仓库里调用黄色的陆军服、海军服，再组织粮食发给定西农民。几十年后，这里的人还记得他们穿过的军服。
这是中国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救济式扶贫，主要用来救急。如今，一场国家主导的脱贫运动，正改变着中国农村与中国社会。
半世纪扶贫史
贫困束缚住了普通人迈向自由的脚步。但扶贫是一个现代概念——国家治理的一个过程。政府对国民进行区分。有一部分人群收入低于生存的底线，没办法维持基本的生活，就被定义为贫困人口，国家有义务资助，让他们的生活可以维持。
在现代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工作，是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换的过程中完成的。乡土中国积累了农耕技术、人力资本，社会有办法调谐安顿。但要找到新的出路，实现“国家和人民的解放”，只能从土地之外想办法。工业化是摆脱土地束缚的办法，但在工业化前期，农业农民为了国家工业化作出了大牺牲，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