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廿年有余，香港深陷于一个恶性循环：特区政府依赖建制与工商界组成的管治联盟，这管治联盟轻易向中央伸手讨要惠港政策，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缺少改革诱因，自然安于现状；而特区政府多年来由公务员把持，缺少政治及战略眼光、因循守旧得过且过，贻误不少改革良机。香港政经发展多年来停滞不前，产业单一和社会不公的情况毫无改进，大众日积月累的怨气在政治改革和普选问题上集中爆发。奈何能够左右舆论的资本只欲保留政治特权、延续经济利益，蓄意引导错误方向、拖慢改革进程，由是今日香港陷入困局、危机频现。
房价高企、生意难做，推波助澜的利益集团昭然若揭；能在提名委员或功能组别中对特区决策有重要影响的，坐稳位置的工商界无可推却； 虽然工商界及建制派坐拥政治特权；但香港的社会民怨爆发，都总会被北京当局归咎外国势力策动、混淆“本土”与“港独”，甚至推塘教育问题来模糊社会不安实况，致使对港部门信息混乱、错判局势，试问取信于北京的本地工商界和建制派真能置身事外吗？
当前局面总有终结之时，关键真不是当下如何尽快“制暴”，而是应当要准确理解当前局面不只是由用肢体抗争的青年造成，而是有著上百万的跨阶层的香港市民默许和容忍的；一批已经不再寄望政府咨询制度、议会及政党、及游行静坐可以带来改变希望的香港市民，他们不一定支持暴力，但明显都盼望改革来临。如果对港部门误判以为“时间站在我们一方”，妄求拖字诀换来“治安”，则绝非根治香港管治问题的长治久安之计。此时此刻，我们正站在历史的分岔口上，要破的不仅是当下危机，更应是沉疴已久的政经结构。
工商染指政治决策？
是次修例风波中，往日惯例“保皇”的工商界却支吾以对、左闪右避；即使表态，也模棱两可、雨露均霑。在笔者看来，不能指其变心，只是显露了资本家的本质。逐利是资本的本性——政治取态的两面讨好正是“不忘初心”、趋利避害的表现。无独有偶，回归以来但凡触及工商界根本利益的政策不是无疾而终，便是难以落实到位。董建华的“八万五”、梁振英的“港人港地”乃至现届的“明日大屿”无不触瞧；唯大兴十大基建、取消遗产税、停止卖地的曾荫权在任内安然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