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反修例运动爆发前，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原是林郑月娥政府主力推动的政策。当香港保安局在2月初提出修订《逃犯条例》时，林郑月娥正与广东省和澳门政府筹备《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宣讲会，公布大湾区对香港的重要性。然而，修例争议迅速冒起，酿成史无前例的管治危机，过去数月，香港政府工作几乎停顿，亦少有提及大湾区规划。当下修例风波仍未平息，政府将于10月16日公布《施政报告》，预期仍会提出大湾区相关政策。到底大湾区规划所为何事？修例风波风波如何影响大湾区的发展？去了大湾区发展的香港青年又有哪些故事？端传媒策划大湾区专题，探讨大湾区对香港的影响以及香港青年北上创业的故事，在风雨飘摇的格局下，一窥香港问题背后的国家规划，国家规划之下的个人选择。
两年前的7月1日，林郑月娥刚就任香港特首，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见证”下签订《大湾区框架协议》，标志著发展大湾区成为林郑政府的重点政治任务。两年过后，修例风波引起的政治债务已拖累大湾区这一国家大计。然而，大湾区始终是官方所称的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发展项目，中港政府仍将继续推动大湾区的规划。根据路透社9月3日流出的闭门录音，林郑月娥跟城中商界菁英表示，“等到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国家会援助，可能会有一些积极的措施，特别是在大湾区。所以我们的大湾区工作实际上并无停止。”
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国家主导的地理空间概念，目标将涵盖接近7000万人口、生产总值达1.51万亿美元（生产总值加起来排名所有国家的第13位）的珠三角九市和港澳特区视作一体。面对包山包海的大湾区规划，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究竟最初，中央为何推出大湾区规划，香港被安排了怎样的角色？这和过往的中港规划有何不同，又怎样开启了“小组治港”的模式？当下的政治形势和中美关系如何影响大湾区规划，将产生什么困难？端传媒为大家梳理政策文件、官方发言和各个研究报告，考察大湾区与香港的关系，尝试回答五个关键的问题。
大湾区建基于怎样的中港规划之上？他跟以往的中港规划有何不同，又怎样开启了“小组治港”的模式？
中港经济自八十年代始加速融合， 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没有专门的国家规划文件推动。中国的国家规划包括“五年规划”、“专项规划”以及跨省市“区域规划”，但香港在主权移交初期于中国保持距离，并没纳入任何一项。直到2006年，传统左派出身的港区全国人大曾德成向全国人大提案香港纳入五年规划，香港才在“十一五规划”首次出现概括性表述。根据时任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副司长徐林的说法，曾德成的建议令很多中国规划官员惊讶，因为根据《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原则，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理应由香港政府决定，故此香港从未纳入国家规划的专章之中（顾汝德，2019）。
这个举动开启香港纳入国家规划的先河。2008年，曾荫权政府与发改委建立直接工作关系，令香港首先在2009年“后金融海啸时期”纳入国务院批准的区域规划——《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其后亦积极推进香港配合拟订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工作，成功争取中国的“十二五规划（2011-2015）”将有关香港的内容单独成章，并在此后的“十三五”（2016-2020）规划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