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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晚上，我与一场发生在澳门的反集会拘捕擦身而过。
当然这不是甚么侥幸的事。我在前一天与几位朋友参加了818香港的维园和平集会，并接受了一家媒体访问。对于澳门的普遍大众来说，参与香港的集会已经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当报导出街后，我们几位“澳门人”旋即被标上“搞事”的标签，“你们凭甚么代表澳门人？”
然而，我们从来没想过要代表澳门人，更没有说过我们代表了澳门人。我们的“澳门人”身份是一个事实，我们并不需要掩饰。而且我们只想让旁人明白，即使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仍然愿意为发生在香港的不公义事件发声。但这种发声，在和谐至上的澳门社会里，就是“死罪”。
澳门式平衡
澳门人其实很宽容的，对言论的限制也并非很多人想象中的那么严峻。只要你愿意聊，身处澳门任何角落都有街坊肯跟你议论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与你分享各种内幕小道消息，甚至对国家的意见，你肯听，绝对有人肯讲。
澳门人就是如此宽容，所以才会如此紧张。
我想大部分澳门人都认同，这种宽容的代价是不去插手中央的指令。我们在中央的保护表面上好像得到比澳葡时代更多的自由、权利、经济成果、人格尊严，很多人都认为这种进步得来不易，尤其在赌权开放后，澳门的经济命脉更直接扣在中央的政策上。基本上，澳门人的衣、食、住、行，都与中央的态度息息相关。如此重要的“水喉”，大家都知道要好好珍惜。
因此，澳门人在“爱国”这件事上，可以说是非常理智的。我们是出于现实需要而爱国，而不只是“情感”上爱国。
亦因此，谁动摇到中央的神经，谁就是在影响整个澳门社会的福祉。近两个多月发生在香港的事件，澳门人其实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人都更了解。因为更了解，所以更冷漠。
澳门人对反送中事件的态度，一直保持着一种精妙的平衡：不支持、亦不反对。谁破坏了这个平衡，谁就是罪人，而且更是一条“死罪”。理由很简单：如上所说，任何动到中央神经的事情，都会影响整个澳门社会的福祉，尤其是在经济上。俗语有云，阻人揾食，犹如杀人父母。因而断人水喉，当然死罪一条。而即使死罪可免，活罪亦难逃。
我与数个朋友在香港的事件上，或许因为破坏了这种“精妙的平衡”，得到了这次经历。
819事件后续经过
8月19日当晚，我的两位朋友在喷水池被警察带走。警方拒绝交待他们被带走的理由，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就是一种“威吓”。不只持某种政府不欢迎的政见的人，乃至整个澳门社会，都是这种“威吓”的对象。我相信所有当时正观看直播的人，都明确地感受到警员是如何“害怕”这两位面带笑容的普通市民，以至用十数名警员用人炼的方式护送他们上警车，最后更不顾在场市民及记者的质疑直接把他们带走。
当我在网上看到两位朋友被捕的影片，已经是接近晚上9点，我马上抛下手上的工作赶到北区警处（二区）。此时他们已经被扣留了半小时，另一个朋友比我更早到达二区。
我们一直向柜台内的警员查询被捕者的状况，但他们拒绝交待任何事情，而且不让我们留在警局内等消息。警员表示他们只会向亲属透露消息，其他人一概不获告之。包括后来抵达的记者，都无法得知被捕者的下落。
他们涉及了甚么罪案？他们是否正在被审讯？他们需要被扣留多长时间？警方一概绝口不谈。甚至他们是否身处这间警局，我们都不知道。两位普通市民，众目睽睽下被警方带走，直接消失在大众的视野里，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
（说来好笑，我和另一位朋友早前曾被警员要求填写一份身份证明资料，在我们的一再询问下，警员才表示我们原来可以不填。而后来的记者就直接拒绝填写这份文件，甚至告诉我们，这种情况并不需要留下任何资料。那么，警方为何一开始要求我们留下本来不需要留下的身份资料？）
后来有更多的朋友及记者（Ponto Final、葡文电台、TDM葡文及英文台、论尽、力报）到场，议员苏嘉豪亦到场咨询警方，但全部都得不到回应。记者及议员均不停打电话、发信息，尝试动用私人的关系协助我们了解朋友的情况。
最后，我们与记者、议员一同被拒诸警局门外。警员甚至不让我们站在警局门口，于是在深夜时份，我们几个人默默站在警局外的街道上，对被捕朋友的下落毫无头绪。
单凭曾参与过香港的和平集会，大众就为他们安上“扰乱社会安危”的罪名。因为在袋中搜到一张贴纸，警方就在不对外公布的前提下实行拘留，形同禁锢。世界仿佛暂时忘掉这两个人。他们在晚上经过喷水池，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不超过5分钟，没有任何动作，没有任何口号，甚至不是穿著反送中事件中具标志性的黑色衫。
只要你接触反政府的议题，只要你对反送中的示威者表示同情，在澳门社会的眼中，你的彩色，就是黑色。
对警察彻底失望的母亲
在接近12点时，其中一名被捕朋友的母亲来到二区。某个朋友传给她一段影片，她才知道自己的女儿被警察带走。她到达时已身水身汗，非常疲惫，因为她走访了三个警局，都得不到任何关于自己女儿的消息。
她先到喷水池，向在场警员表示自己是被捕者的母亲，想知道自己女儿在哪，但却被现场行动的高级警官大声威吓：“我怎知道你女儿在哪里，自己去报案啦！”警察叫你去报警，天下奇闻。
然后她又走到岗顶的警局报案，警员表示帮不了她，因为她女儿并不在他们的警局内。
然后她再到新口岸警局（三区），警员同样表示不知道她女儿在哪里。已经疲于奔走、年过半百的她，此时情绪已接近崩溃，血压上升到站也站不稳，连值班的警员也于心不忍，给她水、让她坐在警局内的长椅休息。最后，警员叫她去二区看看。
当她在二区看见我们时，她才稍稍松一口气。她在我们的陪同下进入警处，我们也以为可以凭亲人的身份获知被捕朋友的下落。
“我回答不了，麻烦你们自己打电话去治安警轮值新闻官问，我会给你们电话，麻烦你们到出面等等，我确认电话号码再叫你们。”然后等了十数分钟，我们只是在等一个电话号码。不是人在哪里，不是他们犯了甚么事，也不是还要关多久。
一个服务市民的地方，并不回答市民的问题，亦不让市民（一位体力透支的中老年人）入内等候消息。在这个警局内所发生的一切，是多么的不合理。
最后在议员的劝喻下，警员才让她（及不多于一名朋友陪同）入内休息。她在里面仍然在向警员求助，因为在她心目中，警察就是社会上最值得信任的人。结果警局内的其他警员的答复，同样令她无比煎熬。他们的态度令她觉得自己是个无理取闹的人，而她想知道的，仅仅是她女儿的下落。
“我女没有犯罪，为甚么不告诉我她在哪里？就算我女犯了天大的罪，我作为妈妈也一样有权利知道她的下落，她是否安全，现在你们连却她犯了甚么都讲不出......”
这位母亲差点气晕过去。面对前线警官的挑衅和责备，到奔走三间警局都得不到一个简单的回应，此刻她的紧张情绪已经到达顶峰。她一直在哭，倒在我朋友的肩上喘不过气，整个人都在发抖。
“不是女儿被捕令我心痛，而是警察的作为令我（哭得）撕心裂肺！”
她终于对警察失去信心，而她一直以来认为警察是社会上最值得信任的人。
神秘转移、无罪释放
在这位急于知道女儿下落的母亲哭得撕心裂肺时，整个警局的警员都安静下来，不发一语。前线警员纵使受命要跟足本子办事，也无法忽略此时警局内沉重的气氛。大家都沉默下来。
几位记者则继续在手机上到处询问。我觉得，当时他们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找寻真相外，也带著人与人之间的关心与同情在帮忙。有记者给我看他手机收到的信息，希望让我们安心。亦有记者及朋友用自己在现场的所见所闻，尝试分析两人的下落。
作为一个母亲，她不只是需要一个“安全”的口头回应，而是女儿身在何处的确实答案。而这个答案，拖到凌晨2点20分，终于有了结果。
其中一位被捕朋友打电话给她妈妈，我们所有人才放下心头大石。他们最终在三区被释放，没有任何起诉。
香港拘捕30多位白衣人士，很快便释放；澳门警方在8.19当日一共带走七位“黑衣人士”，其中5位在凌晨12点左右已释放；我的两位朋友则拖足6小时，在凌晨2点半才放人。当局想对大众释出的信息，非常清楚。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两位朋友其实在11点至12点期间，已从二区转移到三区的情报厅进行侦讯。而该位母亲在差不多同样时间亦曾求助三区警局，最后被各种推搪下来到二区。其中的原因，其实也不言而喻。
发生在8月19日澳门的疑似白色恐怖事件，终于以一个澳门的方式结束了。没有人被起诉，警方也没有人要负责任，亦没有人出来交待。
希望澳门人能在心中对819留下一个小小的印记，以此警惕自己现在所“获得”的一切，其实随时都会消失；同时也希望大家意识到，这些所谓的“获得”背后，其实牺牲了多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