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传媒》x SHKS专栏”约我写一篇文章介绍自己的研究，题目由我厘定。5月欣然答应后，因6月、7月香港时局的发展，心里一直忐忑不安，纷扰时代中，字正腔圆地讨论学术八股，看来不是当务之急。得专栏同仁同意，这里不以学术理论展现论据论证，并结合当下香港公民社会争取公义的一些事情，简述过去十年研究香港的一些想法，贴近当下的社会状况。
我的研究属人文学中两个传统的范围──文学及历史，在今天世界很多顶尖大学甚至普通中小学都打破“科、系”（department 或disciplines）学术樊篱的新教育体制下，这样的学术训练属非常传统。然而，在这些传统的范围上，我掺杂了学界内一门相对新颖的学科——翻译研究，并以此作为思想工具，通过翻译研究既广泛又专门的议题，如非文字（影像图像、声音语言等）翻译的类型与内容、译者背景、翻译策略及方法、翻译政治与道德，翻译的权力等，以此勘察及分析主宰翻译各种活动背后的what、when、how、who、where、why等问题。
这样研究的理路，是要找出翻译活动背后意识形态及政治目的。翻译研究冲击了传统学科的舒适圈，赋予了旧学科更新力量（empowerment），最大的贡献奠过于让我们能于学术缝隙间，发掘及拯救一些在文化转译间被学界遗忘的人物、错过的议题以及忽视的声音。我的研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关怀点，就是以翻译研究的方法研究香港历史及文学。换言之，领域（disciplines）是历史、文学及翻译，然而研究区域对象，是以“香港为中心”的地方研究（area studies）。
我们都知道，在百多年英国殖民空间香港发生的人与事，无论处于中英历史的哪个转折点，如中华帝制及维多利亚时代结束、中华民国成立及其后迁台，国共内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苏冷战时代、殖民制度消解及世界秩序重组，中共改革开放甚至近年中国崛起等等，香港都首当其冲见证历史外，更因为英殖制度及处于中英之间的特殊关系，香港成为这些事件的力点（或给力点；fulcrum）。因此，香港研究的意义，除了是研究在香港“本体”发生的事情，更在于找出香港与区内（regional）、国别（national）、国际（international）的接触点及互动关系。因此，我认为，香港研究并不只是内向（inward looking或inclusivity）式的深耕细作，跨越各种边界（国族、语言区）历史上曾来港或居港的边缘人物，同样值得我们研究。而且因为我们拥有本土知识（local knowledge），更应由我们来发掘及拯救这些跨界人物在港的行踪，以此带回国际社会，补充他们历史中的缺页，尽香港作为国际社会一员应厘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