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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春芽:写在刘晓波两周年忌日——13.86亿分之1秒的自由

刘晓波必须放弃政治意图转而用“我没有敌人”的爱之宣言与行动,才能消弭中国大地上数千年以来二元对立的政治仇恨意识积淤而成的滚滚洪流。

2017年7月19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离世后七天,全球发起公祭,支联会晚上亦于添马公园发起追思会,以作悼念。

2017年7月19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离世后七天,全球发起公祭,支联会晚上亦于添马公园发起追思会,以作悼念。摄:林振东/端传媒

特约作者 柴春芽 发自奈良

刊登于 2019-07-13

#诗歌#刘晓波

I “但我相信黑暗是我的宿命”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德国哲学家阿多诺(W.Adorno)的著作却很少被翻译成中文,但他留给中国文学界,尤其是诗学领域一句著名的断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在这里,奥斯维辛显然是一个象征,一个以体制性的屠杀、大面积的谎言、贬低和践踏人类一切尊严从而彻底凟神的撒旦狂欢构成的噪暗象征。诗歌的抒情特质天然具有娱乐功能。比之哲学和神学而言,如果说古希腊诗歌是为了取悦善嫉而易怒之诸神的话,现代诗歌则有取悦个人世俗情绪的嫌疑。对于反思人性之恶和噪暗暴力的渊薮,对于寻求古希腊诸神之上那个在《圣经・旧约》中因授世人以普世公义之律法并在《圣经・新约》中降下爱之赎罪恩典的耶和华/基督之神,诗歌显然是乏力的。

奥斯维辛之后,诗歌面对善与恶、罪与罸、宽恕与救赎等等双重主题时,已经力所不逮。就此意义而言,抒情是野蛮的。

但是,当过度延时的体制性之恶如同沼泽,在某些国家湮没好几代人的漫长一生时,哲学和神学往往难有扎根的智性与灵性之文明土壤。诗歌反而会成为淤泥之莲,给人坚强活著并且保持高洁品性的寄托,甚至因其天然的巫咒性质从而具有语言通灵的能力,从而唤醒超自然的存在,就如大卫王那些献祭给耶和华神的赞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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