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是全球产生垃圾最多的国家，年生活垃圾总量超4亿吨，却一直未能建立高效的垃圾分类回收系统。7月1日，上海成为中国第一个实行“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到2020年底，包括北京在内的46个重点城市也将陆续进入垃圾分类时代。
相比台湾，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上的垃圾分类，自上而下、运动式的“上海模式”是否走得通？一边鼓励垃圾分类，一边大力兴建垃圾焚烧厂，透露出怎样的执政逻辑和利益分配？在这场垃圾分类运动中，民众还可以争取哪些权利？端传媒连续两天、通过上述三个角度探讨上海垃圾分类及其带来的思考。这是系列第三篇，点击这里阅读第一篇和第二篇。
7月1日，上海开始实施《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下称《条例》），在全国率先进入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时代。这意味着中国的垃圾分类在2000年被提出，经历了19年或三心二意、或有心无力的试验之后，终于动了真格。
《条例》规范的对象涉及多种公私主体，但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规定居民将生活垃圾分为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投放，违者将被处以50～200元罚款。在很多地方，基层政府撤除了居民门前和楼道的垃圾筒，在小区内设置集中投放点，早晚定时开放，将《条例》表述为“逐步推行”的“定时定点”投放，直接一步到位。
直到《条例》实施前两周，舆论才爆发。其中并不缺少支持的声音，但也有大量报导和评论聚焦于被认为繁琐、混乱的分类方式和“定时定点投放”给市民造成的不便甚至是羞辱，于是“被垃圾分类逼疯的上海人”成为一个流行语。人们或隐晦或直接地批评这项政策的强硬、草率、不计成本和早产。
比如，FT中文网在7月1日当天发表了署名李牧之的文章《垃圾分类的社会成本》，认为这项政策是让垃圾回收这件事情“去专业化”——原本就有的“拾荒者”（非正规回收业者）体系能够专业而高效地回收垃圾，作者通过计算发现，全市居民从事垃圾分类每年将耗费相当于36万个全职工作量，认为把这项工作强加给居民是对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作者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垃圾分类是没有收益”的，主要的动力来自“对惩罚的恐惧”，上海的政策造成了政府和民众之间“你监督，我执行”的关系，而不是“基于居民一致同意的产物”。由于存在钻空子的可能——比如小区外的垃圾桶就是常设的——会不断有人设法钻空子，最终没人愿意遵守规则，政府的强硬手段也将不断加码，社会成本不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