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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媒体龙头脸书(Facebook)几乎垄断了社交软体市场，独占令他人羡慕的大量用户数据，在大数据的年代，从美国到台湾，在世界政治、经济、媒体等方面都发挥了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它的有权无责，虽然令人诟病，目前却不容易找出比它更不坏的选项。
中文和英文世界对于社交媒体，似乎分别呈现了无条件接受和审慎批判的两样情。近来英文世界重镇包含《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华府政治圈内人最爱 POLITICO 等主流媒体皆在热烈关注脸书的存废利弊议题。脸书甚至下令高管们一律停用脸书帐号，以免机密资料外泄。同时间，中文世界却似乎毫不关心。台湾政府近半年来大力推动各机关开设 Facebook 专页以加强政令宣导；在选举时分，“网军”议题被视为选举胜负的重大关键，而媒体亦时常以潜在的总统候选人们是否开设脸书粉丝页面做为参选意愿的指标。
Facebook独大，其他潜在竞争者“非死不可”？
休斯(Christopher Hughes)是 Facebook 的共同创办人，也是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当年在哈佛学生宿舍的室友，他于五月上旬投书《纽约时报》，呼吁“拆散脸书，此其时也”(It’s Time to Break Up Facebook)。他认为脸书如今富可敌国，总市值破5000亿美金(和台湾的 GDP 相当)，旗下并且控制了四大社交媒体 (Facebook, Instagram, Whatsapp, Messenger)，用户总计62亿人，其中光是脸书本身即有23亿用户。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研究发现，有四分之一的脸书用户曾经删除过他们的脸书帐户，但是其中有许多过一阵子之后又陆续回来，很可能的原因之一便是社交媒体市场上不存在脸书之外的替代品。
哈佛经济学教授出身的美国总统参选人华伦(Elizabeth Warren)也认为脸书的垄断地位既不利于市场竞争，也不利于创新。在市场上，Hughes 指出脸书或著并购竞争者 (Instagram, Whatsapp)，或著排挤之(Vine)，或著直接将竞争者的卖点和技术拿过来依样画葫芦，再以脸书雄厚的银弹攻势取胜(Snapchat)。导致我们身处的社交为王的大数据年代，却自2011年以后再无重大社交媒体诞生。强如搜寻引擎龙头谷歌 (Google)，虽于八年前声势浩大地推出 Google+ 和脸书竞争社交媒体市场，最后还是不免败下阵来，于 2019 年春季宣布惨淡退出。
在政治上，脸书的逐利特性带来了过度松弛的隐私政策。除了有过“剑桥分析” (Cambridge Analytica)事件等多次外泄用户资料的坏记录之外，在美国选举和英国脱欧公投期间，脸书提供了俄国情报单位和极右翼活动家有效操作和影响选情的管道。在缅甸，联合国和路透社的分析批评脸书间接协助了种族主义言论的散播，最终导致当地对于少数族裔罗兴亚人(Rohingya)的疑似种族清洗的行动。即便在台湾和欧美国家，脸书的演算法也强化了同温层现象，让政治更加容易走向两极化和部落主义，乃至于鼓励媒体业和出版业的浅碟化(clickbait)，以及政治传播的“长辈图化”(meme-fication)。
同时，有权无责的脸书主席祖克柏(Mark Zuckerberg)的政治权力几乎大于许多政府元首，而且作为一家私部门公司，它既不透明也不受民主程序课责。透过更改演算法，脸书能够决定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在脸书动态上会看到哪些亲友的信息(以及不会看到哪些其他人的信息)。脸书在遭受批评之后，祖克柏于 2018 年初宣布从此会更改演算法，加强源于“优质媒体”的文章的出现频率，好削弱假新闻、标题杀人法，以及极端立场的信息来源。但是怎么判断哪些媒体堪称“优质”哪些属于“劣质”？是否带有主观性？非民选又不透明的脸书是否是最适当的裁判？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支持者习惯以“主流媒体”和“宣传机器”互相讽称和自己立场不同的媒体，即便是相对中立的 PBS 和 NPR 等亦无法幸免。若是说光是在同个社会之内，都已经没有共识哪几家媒体才算得上中立超然，“守备责任范围”包含全球的脸书又如何能够没有争议地判断全世界范围的优质可靠媒体是哪些？
祖克柏自己也认为不可能，所以他早在 2016年便公开宣称“我们不想当真相的裁判” (“We do not want to be arbiters of truth ourselves.”)。为了回避争议，脸书演算法近几年做出改革，尽量减少政治、犯罪、悲剧等争议性新闻的出现频率。但是这是不是又会导致求赞若渴的脸书用户们纷纷回避公共议题的思辨讨论，改发最大公约数也最不会得罪人的各类相片(美食、子女、旅游等)？那么在手机和萤幕占据我们大半时间的“注意力经济”年代(attention economy)，如此日积月累下来是否又会鼓励人们思维愈加走向浅碟化？乃至于带来对于民主参与和公共议题的冷感？
拆散脸书，就一定会更好吗？
既然脸书垄断社交媒体市场，隐私问题频传，掌握巨大的政治权力，甚至可能显著地影响了多国的选举，逐渐成为媒体和舆论市场的间接真相仲裁者，影响了数以十亿计的人民的日常生活，它却有权无责，无须经由人民选举授权和课责，我们是否应该支持脸书共同创办人 Hughes 的结论：各国政府应该引用“反拖拉斯法”(公平交易法)，把脸书拆散成多家公司，为社交媒体领域重新引入市场竞争？就像历史上美国政府在电信领域曾经拆散 AT & T (1982)，以及在石油能源市场拆散过标准石油 (1911) 一样？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家海耶克(F.A. Hayek)有云：“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意铺成的” (“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让脸书统治持续下去的坏处固然可见，但是拆散脸书的坏处未必就会比较小。第一，无课责性是私部门公司皆然，不是脸书独然的问题。若是说人们的信息都由脸书这般的私部门公司掌握，令用户们活在隐私随时可能被出卖套现的恐惧中，那么若是改由经过民主授权的公部门的政府“老大哥”掌握，是否就一定比较好？
第二，若是将脸书拆散成多个公司，固然能够打破脸书霸权，但是亚里斯多德有云“自然厌恶 (权力) 真空” (nature abhors a vacuum) ，打倒了脸书，是否还会有下一个脸书？如果拆散脸书，却使得其他资本更雄厚的，例如源于言论不自由的国度，有国家资本在背后直接或间接支持的其他通讯软体，有机会趁机而起，取而代之统一世界的社交媒体市场，结果是否反而更糟？
The devil you know
公共政策常常是在充满未知性的战争迷雾(fog of war)限制下，选A也不少选B也不少的匍匐前进过程，从无一劳永逸的捷径可循。
Facebook 已经发展到几近“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 的地位，它的存在固然有害，直接粗暴地拆散它却有可能带来更多的意外损害(unintended consequences)，更遑论透过要在法庭上证明“Facebook 不在会更好”所需的举证责任门槛(evidentiary burden)之高。它旗下的 Whatsapp 和 Messenger 已经趋近电话一度在我们生活中占据的地位。其提供的功能接近“刚需”，相关需求不会因为公司本身的消失而消失。若是拆散它，则迟早会有下一个脸书，而下一个未必会更好。
若是提高政府监管，则又会浮现应该由谁去监管政府的问题。若是说交由威权政体的监管令人不安心，应该交给民主政体的政府，那么在民粹浪潮满布全球的今日，交给具有专制强人气质的总统总理们，是否就一定比较好？再著，若是说，民粹政治年代的政客们不可信，应该把监管的责任外包给超然的国际组织，那么又会出现非民选的专家们没有民意授权、权力缺乏正当性、“不接地气”，最终面临反建制主义情绪反扑的问题，例如脱欧公投时英国选民对于欧盟的反制。
处于动辄得咎的所谓“没有好选项的两难处境”(land of no good options)，进退之间，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