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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收缩下的大陆出版业:从自我审查到紧跟“党政方针”

“这样久而久之,会导致整个文化对某一块知识的系统性遗忘吧。”“不知道在真正尘埃落定的时候,这些书会不会耗尽自身失去意义。”

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书号收缩”的阴云一直笼罩着中国大陆出版界。 2019年,中宣部终于向各出版社下发了一份内部文件,明确提到将缩减书号总量、压缩图书品种。

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书号收缩”的阴云一直笼罩着中国大陆出版界。 2019年,中宣部终于向各出版社下发了一份内部文件,明确提到将缩减书号总量、压缩图书品种。摄:林振东/端传媒

特约撰稿人 王摇、阿唐 发自上海、北京

刊登于 2019-05-03

#自我审查#书号收缩

令人担忧的传闻终究变成了现实。据多位编辑证实,2019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各出版社下发了一份内部文件,明确提到将缩减书号总量、压缩图书品种。

此前,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书号收缩”的阴云一直笼罩着中国大陆出版界。2018年3月5日,认证身份为“三鼎甲图书公司总经理”的“出版人邢海鸟”在微博上称:“2018年是出版严控之年,出版总局减少10万个书号,约占全年书号的三分之一……”尽管这条微博在四天后被本人删除,但类似消息总不时传出,令业界人心惶惶。

书号制度,是中国出版业的重要管治手段。一本合法出版的书,必须有中国标准书号图书在版编目(CIP,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数据。前者是国际标准书号(简称ISBN)系统的组成部分,后者则包括了作者、出版社、书号、书名等基本信息。没有上述两个“身份”的图书,被视为“非法出版物”,相关人员亦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但书号并不易得。它由中央宣传部掌管、分配,只供特定身份的出版社申请,且建有一套审查流程。获得书号后,出版社才能向中国版本图书馆(中央宣传部出版物数据中心)申请CIP数据。如今,这套本已繁琐、严格的制度,又再次收紧了入口,它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图书出版种类的减少,还包括在题材和内容上的被动审查和自我审查,更甚者,是“整个文化对某一块知识的系统性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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