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號收縮下的大陸出版業：從自我審查到緊跟「黨政方針」

令人擔憂的傳聞終究變成了現實。據多位編輯證實，2019年初，中共中央宣傳部向各出版社下發了一份內部文件，明確提到將縮減書號總量、壓縮圖書品種。

此前，在長達一年的時間裏，「書號收縮」的陰雲一直籠罩着中國大陸出版界。2018年3月5日，認證身份為「三鼎甲圖書公司總經理」的「出版人邢海鳥」在微博上稱：「2018年是出版嚴控之年，出版總局減少10萬個書號，約佔全年書號的三分之一……」儘管這條微博在四天後被本人刪除，但類似消息總不時傳出，令業界人心惶惶。

書號制度，是中國出版業的重要管治手段。一本合法出版的書，必須有中國標準書號和圖書在版編目（CIP，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數據。前者是國際標準書號（簡稱ISBN）系統的組成部分，後者則包括了作者、出版社、書號、書名等基本信息。沒有上述兩個「身份」的圖書，被視為「非法出版物」，相關人員亦會被追究刑事責任。

但書號並不易得。它由中央宣傳部掌管、分配，只供特定身份的出版社申請，且建有一套審查流程。獲得書號後，出版社才能向中國版本圖書館（中央宣傳部出版物數據中心）申請CIP數據。如今，這套本已繁瑣、嚴格的制度，又再次收緊了入口，它帶來的影響，不僅僅是圖書出版種類的減少，還包括在題材和內容上的被動審查和自我審查，更甚者，是「整個文化對某一塊知識的系統性遺忘」。

有國營「血統」的出版社才有資格申請書號

在中國，出版社分為三大類：國有出版社，民營與國有共同組建、由後者控股的合資企業，以及獨立運作的民營出版公司。其中，只有前兩者——有國營「血統」的出版社有資格直接申領書號。

每個出版社每年能拿到的書號額度，依據其上一年的書號用量而定，若出現不夠用的情況，一般要等到年底，再向新聞出版總署提交增補申請。

而沒有書號申領資格的民營出版公司，必須與有資格的出版社合作，才能獲得書號。比如，充當出版社的「選題策劃機構」，從選題、版權、翻譯，到封面設計、印刷、包裝產生的費用，完全由民營出版公司承擔。其後，民營出版公司再將圖書以較低的折扣（一般在3.5折到4折）賣給出版社，由後者負責後期發行。另一種合作形式是「買書號」：出版社提供書號、進行終審，收取「書號管理費」（一個書號的價格在一萬左右，人民幣，下同）和「審稿費」（一般在兩至三千元左右，依書稿字數浮動），餘下的事宜（包括發行）交給民營出版公司做。

在過去近十年，一些民營出版公司逐漸與國有出版社建立了穩固的合作關係。雙方彼此熟悉，工作進度快，審查尺度適中。比如，著名的人文社科圖書出版公司後浪，歷年圖書常常交由北京聯合出版社出版；文學類出版發行公司新經典文化，和南海出版社長期合作；而主營政治哲學、社科思想類圖書的三輝出版公司，此前主要和中信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中央編譯出版社等「選題調性比較相符」的社合作。

這些活躍的民營公司，也幫助國有出版社塑起品牌。據《2017 年中國圖書零售市場報告》，10家國有出版集團合計碼洋（指一本書的定價或一批書的總定價，此處指出版社在扣除各種成本前的實際銷售總額）佔有率為 28.56%，其中，北京聯合出版社以2.63%的碼洋佔有率位列第一——而其出版的大部分書籍是交予後浪這樣的機構策劃完成的。此外，雖然民營公司市場佔有率僅8.8%，但三大暢銷榜（虛構類、非虛構類、少兒類）TOP10上，超過半數的圖書都來自民營機構。

當然，無論是國有出版社還是民營公司，對書號調控這件事都並不陌生。

在浙江某出版社任外語文學編輯的姚陶告訴端傳媒，2017年薩德事件發酵（因韓國接受美國協助，在國內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中國官方媒體遂發起反韓聲浪，獲得從商界到民間的極大響應），原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叫停了所有韓國文學的圖書選題，待出書籍亦無法獲批書號，直到去年底才有所鬆動。

從事多年出版的編輯劉成荀也介紹道，遇上一個重要的紀念日，相關圖書會集中在一段時間內出版。這時，中國版本圖書館通常就會卡住部分涉及該主題的CIP的發放。再比如，近一年，從國外引進版權的少兒繪本的CIP停止發放了。2018年下旬，書名裏含有「晚清」二字的圖書，也遭遇了一輪CIP的調控。

幾乎所有接受端傳媒採訪的圖書編輯都表示，雖然書號額度從未完全放開過，但2018年之前，書號總是夠用的，增補也比較靈活。

到了2018年，情況就變了。

經濟效益高、政治不敏感的書被排在了前面

首先是書號價格的上漲。

三輝的圖書編輯嚴肖了解到，現在最貴的書號已漲到了2.5萬一個，而在2018年以前，價格還在一萬左右。

甚至，出錢也買不到書號了。曾在上海某高校出版社工作的余辛對端傳媒表示，其就職的出版社屬於「意識形態上比較令人放心的」一類，往年書號都呈增長狀態，有不少富餘。但2018年開始，「書號就與上一年齊平了，社裏因此開始嚴控給予民營公司的書號額度。」

一些規模較小的出版社甚至在年中就用完了一年的書號額度，更別提「滿足」民營公司的需求了。嚴肖2018年中旬聯繫九州出版社商量買書號的事，對方編輯表示：「所剩書號已經不多了。」

書號變貴、變少，導致出版機構無法完成整年度的出版計劃，繼而影響收益和持續生產。據嚴肖估算，他們2018年出版的書目較往年縮水近一半——還是在出版社人員擴招的情況下。

最後，增長的書號成本也會被分攤到碼洋上，構成讀者口中「越來越貴的書價」的一部分。據《2018中國圖書零售市場報告》，2018年圖書市場上的單冊新書定價漲幅超一成，平均定價已漲至68.5元——當然，其中也不乏因加強污染治理而關停造紙廠、導致紙價大幅上升等原因。

情況並未在2019年好轉。年初，供職於某大學出版社、負責教材和教輔出版的曾夏更接到明確通知——出版社的書號將縮減10%。以前，他們出一套幼兒園課程用書，可以用二、三十個書號，「教師用書、學生用書、幼兒掛畫，有時候甚至是一個小零件，都可以用掉一個書號。」現在，他們不得不合併一些已經上馬的圖書項目。

增補選題的通道也被堵塞了。

依據《圖書出版管理規定》，出版社須在每年第四季度將次年計劃出版的選題報至所在地的省級出版行政主管部門審核，並報至新聞出版總署備案。沒納入年度選題的，每個月再按增補選題申報。也就是說，出版社每個月都有一次上報新選題的機會。民營出版公司通過出版社申報圖書選題，通常走的也是增補通道。

據劉成荀獲得的消息，截至4月，雲南的地方出版社還不能申報每月的增補選題。這意味着，他們至少失去了今年1/3的申報新選題的機會。青少兒圖書編輯吳涯也在2018年底接到的通知——來年不一定每個季度都有補報選題的機會。

從「零增長」到「總量減少」，業內的人開始感覺到——「這一次，『書號縮減』這根政策指揮棒揮動的力度是空前的。」劉成荀說，「這樣的政策調控手段會引發孔飛力筆下『叫魂』一般的大規模恐慌和魔幻景象。說到底，圖書出版是一個靠產品說話的行業，但書號的調控直接干預了產品生產的環境，直擊圖書出版的命脈，還會造成一系列很難為我們預料到的連鎖反應。」

業內人士將「書號縮減」與出版行業的機構改革聯繫在一起。

2018年3月頒布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稱：「為加強對出版活動的管理，發展和繁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出版事業，新聞出版工作由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劃為中央宣傳部管理，中央宣傳部對外加掛國家新聞出版署（國家版權局）的牌子。」同年4月16日，國家新聞出版署揭牌，正式接管新聞出版管理職責。此番機構調整，也釋放出當局進一步把控出版業意識形態的信號。

對於2019年年初下發的、縮減書號總量的文件，「新官上任」的中宣部這樣解釋其目的：「從增加品種數的粗放式增長，向着重選題質量的精細化增長轉型」。

嚴肖並不認同這樣可以提高書的質量：

「縮減書號的直接後果是，編輯需要在一系列待報的圖書選題中考慮優先級——經濟效益高的、政治上不那麼敏感的，也就自然被放在了前頭。」

除了對編輯個體的影響，劉成荀指出，書號壓縮也會令圖書公司調整產品體系和經營策略。無論是比較前沿、小眾、需要慢慢培育和發展大眾讀者的領域，還是不如外版書質量高、內容成熟的原創作品領域，都可能成為書號壓縮的「受害者」。

據《出版商務週報》報導，2018年中國各出版單位共申報圖書選題277983種，比2017年同期減少29258種，同比下降9.52%。其中，除「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這一類別外，其他類別（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綜合性圖書）的選題數量均有下降，哲學和社科類減幅最大，分別為17%和10%。

刪除那句話的編輯解釋道：「我們為什麼要留下這個隱患呢？」

和書號一同收緊的，還有審查尺度。

雖然出版業向來要與審查制度打交道，但受訪的編輯普遍表示，近兩年來，整個出版流程上的審查尺度都存在明顯的收緊——尤其是在主管部門從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轉到中宣部以後。

「前幾年可能不費太大勁就能出的書，現在就很難出了。這裏面沒有標準成文的尺度，多是依靠出版社自身的判斷。只是大家都知道，有某種東西在那裏。」

曾在某民營出版機構任世界史圖書編輯的金城說, 「如果將來出問題，對他們而言，會有很嚴重的政治後果需要承擔。」

2016年5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旗下圖書品牌有「理想國」、「新民說」等，曾出版一系列高質量人文社科類書籍）原董事長何林夏以涉嫌受賄罪遭到逮捕。作家章詒和曾接受《蘋果日報》採訪，認為何被捕與「他手下出版的那些敏感政治書籍有關係」，是當局「用經濟手段處理敏感政治問題的又一案例」。2018年，中央編譯出版社由於曾出版《我的涼山兄弟》（人類學者劉紹華寫作，展現因毒品和艾滋病氾濫成災而長期被「污名化」的涼山彝族諾蘇人真實生存狀態）等書，遭到處分並要求整改。

世界史圖書編輯金城表示，從邊疆史、民族史、中國近現代史，到中東、阿拉伯的歷史都是一般的出版機構近年來主動規避的，涉及宗教史的書更是除個別出版社外，沒有社敢接。與此同時，相對沒那麼敏感的世界史就成為了出版界競相追逐的主題。

前幾年，著有「中國三部曲」的何偉（Peter Hessler）帶起了一陣「國內非虛構圖書」風潮，但現在，這樣的書籍也沒那麼好做了。在上海一家主做外國文學的出版社任發行一職的林探透露道，他們會避開聚焦中國、並涉及到比較深刻敏感的社會和政經話題的書。

在另一家社科類出版公司，連 「探討代孕這一新興勞動在全球化潮流下的興起和發展」這樣的選題也被駁回了。理由是「目前在我們國家，代孕還是不合法的。這本書會讓人覺得，我們有給國內想尋求代孕的人提供實踐指南的意思。」

題材的收緊在無法再版的圖書上看得更加清晰。《弒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斷頭台的人》（The Tyrannicide Brief: The Story of the Man Who Sent Charles I to the Scaffold）再版就在申報選題時遇到了困難，「沒有出版社願意收了，他們可能覺得題目太可怕了吧。」上述社科類出版公司的一名編輯揣測說。以往，遇到類似的問題時，他們嘗試解決的辦法就是「換個書名再試試吧」。

被拒收，對民營出版機構是最大的一重打擊。它意味着，前期的付出——包括買版權和翻譯，全都白費了。在購買版權時判斷為有空間做的選題，待翻譯完成後就發現根本不可能出來了——這樣的狀況開始變得越來越頻繁。

而一些被判斷為主題敏感的選題，還需上報重大選題備案，等待起碼一年以上的審批過程。這一依據是1997年起實行的《圖書、期刊、音像製品、電子出版物重大選題備案辦法》。

嚴肖表示，近兩年開始，「台灣作者的書，不管寫什麼內容，都需要上報重大選題。」而在漫長的審批中，「他們不會告訴你需要補交什麼材料，或是沒有通過。就是這樣拖着你。」出版週期被嚴重拖慢，也導致「一般機構的原則，恐怕都是儘量不碰要報重大選題的書了。」

還有一些書稿會被卡在三審和質檢環節。一位不願公布其就職出版公司的編輯透露，該社一本研究強姦問題的女性主義書籍遲遲未過終審，因為「出版社現在覺得『強姦』敏感，不正能量。」另一部書稿因立足伊斯蘭國家的背景，也沒了動靜。去年，一家出版社重新翻譯並打算再版託尼·朱特（Tony Judt）的《重估價值：反思被遺忘的20世紀》（Reappraisals: Reflections on the Forgotten Twentieth Century）——該書的舊版曾於2013年付印。新版的書稿在經過質檢環節後被打回，原因是多處「涉及『共產主義』的評價不符現行政策、法規」。

最終能夠出版面世的圖書，不少也難逃內容被「技術處理」的命運。「在青少年圖書，敏感詞數量也直線上升」，青少兒圖書編輯吳涯舉了一個例子：一本用魔術手段教孩子數學知識的書，裏面有個小魔術名為『我知道你前世姓什麼』。終審時，其中的「前世」二字被要求替換，因為「前世」是封建迷信。

令嚴肖印象深刻的是，在近期發往出版社終審的書稿中，有一句「現在社會，人們不可能投向法西斯主義」的表述被刪除了——這是之前都沒有遇到過的情況。嚴肖感到不解，試圖就「這句話為什麼敏感」向出版社方面的編輯討要一個說法。那邊的回覆只是一句：「我們為什麼要留下這個隱患呢？」

選題、編審、質檢就像設置好的一層層濾網，將可能的敏感圖書和內容給基本過濾乾淨了。

「這樣久而久之，就會導致整個文化對某一塊知識的系統性遺忘吧。」金城感慨道。

不僅如此，已進入市場的書籍，也並不「安全」。特別是近兩年，回過頭再做追究的狀況時有發生。林探透露，去年有本書因涉及到國內拆遷的內容，據說被人舉報，在出書後遭到有關部門干涉，被迫下架。早年出版的、一本以民國時期為背景的小說，因為腰封上寫有一句「那是一個最自由的年代」，去年質檢時被重新翻出，全部下架。

被通知不得繼續加印或售賣——潛台詞就是「要求下架」——的圖書，出版社一般會實行「不主動宣傳」的策略，讓其低調賣完。有的更是直接當作廢書，化漿銷燬。

「現在，像奧威爾（George Orwell）這種許多出版社都在發行的書，在宣傳的時候也會考慮不要說得太激進。其他書的宣傳上，也會避免以國外的情況『影射』中國。」林探說。

2018年年底，曾有豆瓣用戶整理過一份「大陸地區下架不再版中文書目」名單，包括百本，涉及古拉格、中國近現代史、自由主義、蘇聯及東歐共產主義思想統治、審查、維穩、生育控制……

而今，書號亦成為中宣部處罰出版社的一項有力手段。據劉成荀了解，今年就有31家出版社因上年度質檢不合格，被要求提交整改方案，且暫停書號發放。海天出版社因去年的一本出版物出現了政治導向問題，直到現在，連1月申請的書號都沒有批復下來。

新時代如何挖掘主題出版選題「富礦」？

唯一置身書號調控影響之外的，是「主題出版」領域。去年，僅有主題出版的選題，得到了增補書號的「特殊待遇」。

據《2018中國圖書零售市場報告》，非虛構類暢銷書排行榜的第一位是2018年的新書《梁家河》（紀實文學，講述習近平在梁家河村插隊時的工作生活），第二名是前一年出版的《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中國新聞網的報導稱，2019年年初結束的北京圖書訂貨會上，「主題出版成為主線」。

所謂「主題出版」，不僅包括 「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就一些重大會議、重大活動、重大事件、重大節慶日而進行的選題策劃和出版活動」，還包括「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圖書選題。中宣部下發的2019年主題出版工作要求，明確了五方面的選題重點：加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闡釋；為慶祝新中國成立70週年營造濃厚氛圍；圍繞宣傳闡釋中央精神和重大決策部署，推動經濟社會改革發展；深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充分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不斷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

2018年底，中宣部印發了於2019年1月1日起實行的《圖書出版單位社會效益評價考核試行辦法》，將「社會效益評價考核」設為考核重點，佔比在績效考核的50%以上。《辦法》提到，對出版物出現嚴重政治導向、社會影響惡劣的，社會效益評價考核試行一票否決，年度考核定為不合格。連續2年考核不合格的出版單位，需進行整改，並調整負責人；連續3年考核不合格的，要受到處罰直至退出。

在中部某省的教育出版社工作的簡楊楊介紹，出版社可以通過出版教輔類圖書獲得經濟效益，而社會效益，則需要依靠自行挖掘的「主題出版」圖書。畢竟，風險較小、出書速度較快、導向正確、又容易拿獎的「主題出版」，本就是最符合社會效益考核指標的選擇。

事實上，組織主題出版工作，對每家出版社都有所要求。具體的選題，則視出版社的級別、所在地及擅長的出版方向而定。簡楊楊直言：「涉及到領導人的書，就算是正面的宣傳，也是非常謹慎的。」這類選題通常都是冠有「人民」頭銜的出版社的特權，如果由文藝出版社、科技出版社來申報，很大可能無法通過，「他們會覺得，你一個行業出版社，來湊什麼熱鬧？」

2018年7月，中國新聞出版廣電網刊發了《新時代如何挖掘主題出版選題「富礦」》。文中提到，出版社「只有對黨和國家路線、方針、政策精準解讀、正確把握，才能策劃出緊跟時代主題的選題」。

在陝西、浙江、福建這樣中國現任最高領導人曾經生活過的省份，出版社尋找「主題出版」的選題似乎並不困難。簡楊楊供職的教育出版社就沒有交上這樣的好運。出版社位於中國中部某省，現任領導人沒有在該省留下過什麼蹤跡。好在該省歷史上曾是紅色革命根據地，於是這家教育出版社的編輯們「就是挖掘一些本地的紅色人物、英模人物來做。」

文化、教育類的出版社，則傾向於推出一些由國外學者或作者寫作、正面宣揚中國歷史文化的書，或是講述在官方歷史敘事下普通人故事的書。比如上海文藝出版社於去年出版的《明月度關山》，上海譯文出版社即將推出的《趣簡中國話》和《趣簡中國史》。曾夏目前正在編輯一套關於古代數學的書籍，也勉強可以算得上是「弘揚傳統文化」的主題出版物。

至於那些因為種種原因而遲遲無法出版的書，嚴肖覺得，「它們就像曾經的校園傳說，公司裏時不時有人提起它，但同事們入職又離職，誰都見不到它們出版。有時我又覺得它們像《荒涼山莊》（Bleak House）裏那場被永遠卡住無法宣判的遺產糾紛案，不知道在真正塵埃落定的時候，這些書會不會耗盡自身失去意義。」

（應採訪對象要求，本文出現的名字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