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SHKS”（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独家为《端传媒》供稿。SHKS成立于2017年，是由全球21个国家、250多位学者组成的多学科、多院校合作的独立研究组织，协会关注香港本地、香港与中国及亚洲的关系，涉足领域包括政治、历史、社会及文化研究等，主要目标是促成本地与国际、学者与学子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并鼓励概念、理论及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从2019年2月起，SHKS将每月在《端传媒》上刊出新近的研究成果，敬请关注。
什么是社运工会主义（Social Movement Unionism）？国际的文献，谈起1980年代后在全球兴起的社运工会主义，最常被引用的案例包括在南非、韩国、巴西、波兰等国的民主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自主工运，也包括美国和欧洲等地工会面对就业的零散化与传统的厂房组织衰落、而采取的多元社区组织模式。
2013年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外判工人在码头上发起的一场工业行动，就为香港的公众上了生动的一课：工人的力量，不仅仅来自工人之间的团结，也来自大学生、中学生、社区团体等社会各界甚至公众的大力支持。这些支持都为工运带来了“象征性权力”（symbolic power）——一种以社会公众更能接受的形象带来的无形影响力，和“结盟权力”（coalitional power）——与其他团体和公众相结合所产生的更大影响。而从码头工潮中走出来的部分学生，一年半之后成为了雨伞运动的推动和领导者，从工人与学生在这两次运动中的关系，可一窥社运工会主义在香港的经验和教训。
本文以一篇发表在《当代亚洲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分析2013年码头工潮的合著文章，和一篇笔者供给李静君和成名教授回顾雨伞运动编著的文章为基础（参见文末文献），思考“工学联盟”在香港的实践和经验。文章以香港职工会联盟（职工盟）为代表的香港自主工运，作为其中一个案例，来思考其得失。
码头到伞运：学生支援罢工、工会支援占领
2013年4月1日葵涌货柜码头，罢工踏入第五天，参与罢工的工人超过400人，其中100多人前往中环的长江集团中心抗议，回程遇到了超过1000名前往声援的学生和市民，浩浩荡荡的队伍回到码头。当晚，高等法院颁布了禁制令，宣布工人和学生们3月28日起的占领行动“非法”。已经占领了码头五个日夜的工人和学生，只能撤退到码头外面的马路边，另设“码头村”。在工人与学生撤退至码头之外后，学联连同各大学生会在校园和城市的交通要点，设立摊位，接受来自市民的、源源不断的捐款和物质捐赠，然后送到码头村，供应给罢工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