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戴耀廷等学者在2013年初提倡“公民抗命”争取普选，随即组成“和平占中”核心团队的乐观时刻，大概料想不到占中运动的轨迹，会以如此震撼的方式展示于世界：激昂罢课开场、催泪瓦斯镇压、市民自发占领、延宕时日的胶着与失焦的守候，最终落寞地“被清场”。
这样的结局，看在台湾眼里，尤其感触深刻，因为同处在中国因素气旋下的台湾太阳花占领运动，因着机缘与运气，得以所谓“光荣”退场。
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则沉重坎坷太多。这波占领若从9月22日学联发起罢课起算，由学联干部、占中组织者、社运团体承担责任，撑到最后一刻，显示运动者的担当，抗压能力尤其令人佩服。但在这些枱面领导干部之外，尚有无数青年与市民参与这场运动，有人坚持“自发、不被代表”，有人揭示“勇武”，有人“反大台”；有人日夜轮班守候、默默支持、捐款、输送物资；还有为数众多的街垒“地主”，守候着占领区；在旺角，“勇武派”以肉身从事“不被理解的战斗”，为“金钟大台的光荣”而拚搏（注一）。
这场运动参与者之阶级、社会认同，与主观政治想像之繁复，引人注目。“和平占中”的号召，原本带有中产“和理非非”的气质，最后竟引发持续八十多天的“雨伞运动”（注二），从“有序规划的公民抗命”演变为“遍地开花的公民行动”，没有人预期到，历史重担倏然降落年轻人的肩头，而她／他们竟这样一路颠颠簸簸硬扛起来。这一局，是完全不对称的博弈，逼出了公民抗命的力道。雨伞运动改写了抗争史，也重新定义了社会运动。这是不容抹除的历史印记。
尽管，抗争者没有获得具体成果而退场，但这场行动传播到全世界，已经让北京面子上挂不住。香港的“政治存在”，成为雨伞运动最主要成果，这点肯定让北京头疼。
运动周年，检讨运动伤害与自我怀疑的声音不少，学联前干部周永康对此回应：
但我认为万多人发动的学界罢课与过百万人参与的雨伞运动的贡献及成就都不应该为我们回避、封口、不谈、贬低、视若无睹。否则，这不是沦为禁忌又是什么？政权不会夸奖及鼓励反抗他的人，如果连抗争者也完全自我否定，希望及动力又何在？（注三）
自我怀疑与运动伤害，台湾一样面临，但台湾比较幸运，没有酿成失败主义的低气压。
运动低迷时，中共这号对手当然乘胜追击，绝不手软。先是2015年初，梁振英驳斥“香港民族论”，塑造港独为打压对象。港大陈文敏的副校长任命案，中联办介入，践踏了学术自由的底线。不久前，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提出“特首超然论”，是批判“民族论”之后另一大作；接着由全国港澳研究会长陈佐洱补上一段诡异非常的“去殖民论”：
香港回归后无依法实施“去殖民地化”，“让一些本应放在历史博物馆里的东西跑出来招摇过市”，更让“去中国化”的殖民地主义者“死灰复燃、气焰嚣张”，“不『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国化』，使得一国之下的两制都受到伤害”。（注四）
这番说辞，非但危言耸听，甚至在制造“敌我矛盾”了。北京主动将“去中国化”提上前台，不禁让人联想，台湾当年推动本土化时，也是国民党，甚而是国共唱和，斥责为“去中国化”；2008年马英九取得执政权之后，便强推教科书修改，意图“拨乱反正”。
过去隐晦的香港人政治身份
北京容不下香港本土意识的滋长，并将本土意识归咎于英国殖民者的“去中国化”。可是，英殖民可曾推动香港人的主体政治意识建构？事实大概是相反的。根据罗永生的研究，英国殖民当局培养在地买办阶级，作为间接统治的代理人，这些“高级华人”一方面忠诚于大英帝国，另方面并不放弃中国人身份，经常维护社会结构中的旧有价值，他们身兼“爱国者”，“参与不同时期的中国国家建设”（注五）。这个买办阶级，在英殖时期，终究不是追求香港“政治自主”的“具有征服性格的布尔乔亚阶级”（conquering bourgeoisie）。相反地，香港没有独具本土认同的资产阶级；也难以想像具有香港意识的阶级联盟。从英国统治过渡到中国统治，最大问题是香港人政治身份的隐晦：“『香港人』一直都是一个缺席的存在……英国在百年多殖民统治中，均没有让香港人组成任何可以代表香港人整体意见的机构。”（注六）
香港人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就没有权力参与决定自身命运的中英谈判；中国政府显然乐见香港人“缺乏政治主体”之现象持续下去。因此，从争取特首普选衍生至雨伞占领运动，香港人之“政治存在”的宣示，带给北京莫大的震撼。北京及其代理人于是扭曲历史，滥用“去殖民”论述，将通过抵抗而创生的香港本土主义，一律标签为殖民征候。
然而，作为政治主体的香港人身份协商，迄今仍在拔河与混沌的状态，尚未出现某种类似台湾业已形成的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但中方似乎已经急坏了，从批判“港独”到提出“去殖民论”，北京是否存心把香港民主派推向“自决”、“去中国化”、“民族论”，操作污名化的手法，再同步培植更多“爱字头”团体作为“在地协力者”，用人海战术来淹没、歼灭被污名化的运动干部与公民团体？
是理清与北京政治关系的时刻了
现在，或许是思考理清与北京“政治关系”的时刻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承诺既已食言，香港在政治上的出路是什么？是否可能寻得一条长期可实践的运动方略？
最后，回到港台比较的问题意识。为何两地公民抵抗运动的对手、修辞框架、行动剧码呈现高度的雷同？但两地运动的过程与结果，却呈现如此大的差异？这组问题我们需要回到两地各自的政治脉络中寻找答案。这里尽指出几个关键差异。从政治机会结构的角度，自2013年中以来的“马王斗”（马英九对王金平展开的权力斗争），使国民党政府内部产生了“裂缝”，王金平在占领运动期间，因此而有政治动机，在其职权范围内提出解决方案，与抗争者的诉求形成某种“交集”。例如，在3月18日之后，王决定不动用立法院警察权驱散学生；在4月6日发表声明，若干程度接近“占领运动决策小组”所提针对服贸协议“先立法，再审查”的要求。政客间的私心权斗，在重大历史时刻，造成了“非意图结果”。这是台湾幸运之处。
对照香港，港府与建制派构成利益共同体，背后有北京强力支撑；我们无法从建制派中，指认出有政治意义的“鹰派”与“鸽派”之区别。而民主运动这边，却处于分裂、彼此信任不足的局面：泛民政党之间自从2010年“五区公投”以来裂痕重重，而在运动领域，“社运派”与“政运派”气息不和、明显割裂。从政治转型的角度观察，反抗阵营分化为“温和派”与“激进派”，又有“左胶”与“右翼”之争。在北京的强力镇压下，右翼政运派取得话语权的上风，并裂解占领运动的团结。因此，处于分裂状态的民主阵营，挑战凝聚力强大的国家机器，结果可想而知。
台湾是否将再遭逢“克劳赛维兹魔咒”？
再就政治疆界与认同而论，政治主体性形成的时间点，有着深远影响。Linz与Stepan早已提出“国家条件”作为政治民主化的前提。台湾的主权地位备受北京挑战，而台湾的法理国家身份，仍未获得国际强权承认。尽管如此，台湾却有着相对巩固的主体认同；在中国因素袭来之前，已经不断质疑本质主义的中国国族意识，并确定了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基础。而香港则是在主权转移中国前后，北京步步进逼，才逐渐警戒天朝主义，并且强烈感受到政治共同体的需求。
此刻，香港运动界弥漫自责与究责的低迷氛围。但我想告诉香港的朋友：你们的抗争，已经为自身的“政治存在”，提出难以辩驳的宣告。
反观台湾，太阳花占领运动之后，一样纠葛着无数难题至今未解；台湾运动界一年多来罕见深刻的自省与检讨，自我批判的需求被一时的战役胜利掩藏，也被组党参政的议程推迟。台湾将于明年初举办总统与立委选举，一般认为政党轮替在即，这场选举吸纳了许多优秀的运动干部。明年5月之后，台湾是否将第二度遭逢“克劳赛维兹魔咒”（“社会运动是体制内政治活动的替代战场” ）？公民社会与社会运动界，如何在中国因素的气旋下与新政府互动，将是检证台湾公民运动韧性与视野的时刻。
（本文转载自《学苑》2015年x月号，作者为〈“中国因素”气旋下的台港抵抗运动〉所写的序言。） 香港《学苑》版序言
注一：林怡廷，“旺角少年，不被理解的战斗”，《端传媒》2015/9/22
注二：这里采取广义的占领运动之界定，其启动从学联罢课起算。
注三：周永康，“我们不能忘记无数港人奋力的付出”，《立场新闻》2015/9/23
注四：“陈佐洱批港无依法去殖民地化，去中国化却气焰嚣张”，香港《苹果日报》2013/9/20
注五：罗永生，2014，“香港本土意识的前世今生”，《思想》第26期，页116-7。
注六：罗永生，前文，页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