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吴介民教授的新作，《寻租中国：台湾、广东模式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导读”部分摘录。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中国“顺著全球价值链打造世界工厂”的方式崛起，但目前“世界工厂”遭遇转型困境，中国经济何去何从？他并以台商的在地经验为视角，揭示台商多年来如何协同中国在全球价值阶梯攀爬。本书由“台大出版中心”出版，端传媒经出版社授权刊发此文，以饕读者。因篇幅所限，有所删减。
《寻租中国：台湾、广东模式与全球资本主义》
作者：吴介民
出版社：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9/03
美国挑战中国产业战略
中国经济崛起的故事，必须放在东亚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加以考察，但它超出了既有东亚模式经验的框架。中国发展过程的东亚模式成分是：顺著全球价值链打造世界工厂。而中国发展过程具有的中国特色是：中国踏出一条“寻租”与“发展”并存的“寻租发展主义”路径；而且，中国在累积庞大资本之后，展现挑战西方国家技术霸权的雄心，并以一种“非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进路，企图打破核心国家的游戏规则，自订规范，圈画自己的势力范围。
中国产业升级，涉及资本、市场与技术三个层面；前两者已经初步解决，但技术发展面临瓶颈。中国高度依赖从核心国家进口半导体制品，亟欲在此领域有所突破。因此，国务院在2014年设立“大基金”，大幅补贴半导体产业。2015年更制定“中国制造2025”政策，并公布一份《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第一项就是半导体产业。过去几年，随著“中国制造2025”政策的执行，中国积极向外并购高科技企业，获取技术，而导致西方国家警戒，并发现其侵犯知识产权，涉及“偷窃”，争端不断。
中国产业升级，涉及资本、市场与技术三个层面；前两者已经初步解决，但技术发展面临瓶颈。
中国的行为引起西方国家担忧，认为中国想打破既有秩序，甚至图谋支配世界。目前的世界秩序由“市场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政体”两个核心元素构成，但中国发展方向自成一格。因此，世界霸主美国开始担心霸权转移（power shift），对这个崛起中的“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逐渐戒备、防范。其实，美国早在2016年总统大选之前，建制派政治圈与学术社群已逐渐朝向放弃“交往政策”（engagement policy），改采“围堵”中国的新政策共识。
深究中国产业实力，中国虽号称世界工厂，但其制造业根基仍显得脆弱，还在努力攀爬产业升级阶梯，对西方科技仍十分仰赖。尽管如此，中国确实在经营一个新帝国的（自我）形象，不论在地缘政治或外交领域。在这里，我们发现，深刻烙印在中国统治精英与知识阶层的“富国强兵”思维，将近两个世纪以来一脉相承。而当中国人自认遭遇西方帝国抵制时，悲愤交加的集体情绪便举国弥漫。中国人的自我帝国形象，如同自我实现的预言，正在激发全世界对它的警戒。
本书提出寻租发展型国家，这种类型国家在与外资互动中，善于切入其价值链治理结构，从中抽取经济剩余，也就是国家作为价值攫取者的作用甚为突出。但是寻租发展型国家是否有足够能力，进行赶超式产业升级？中国在毛泽东统治下，曾经自力更生执行“大跃进”政策（1958-1960年），试图在短期间内“超英赶美”，结果一败涂地并造成大饥荒。如今，尽管国内外局势已经丕变，但中共政权可能重蹈覆辙吗？或者，它可以一举突破历史的魔咒？
台商之眼
没有广东模式，就没有中国崛起，也没有今天所谓的中国模式。在此历史发展序列中，台商于初期是关键因子。藉著台商在广东落脚、之后遍及中国各地的足迹，我们观察到广东模式的发展历程，它的扩散与转型，以及面临的困境。台商因为雇用数以百万计的民工，而参与到公民身分差序体制这部精巧、复杂且粗暴的剥削机器。台商因为与在地体制镶嵌，与地方政府发生各种交易，而对中国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潜规则）、虚拟产权关系与虚假契约关系，知之甚详。台商与台干因与中国官员干部密集交往，从而理解他们的“心情”与“谋略”。通过“台商之眼”，我们得以从一个内部观察的角度，记录广东模式的发展变迁过程。通过台商之眼，我们可以进一步发掘当代中国赶超发展的企图心、焦虑与挫折。
“中国制造2025”旨在快速跃升全球价值链阶梯，甚至绕过核心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试图建立自行掌控的价值链，也就是媒体大肆宣传的“红色供应链”。中国政府规定半导体产品的自制率，以建构高端工业的自主产业链为最终目标，关键零组件不再依赖西方技术。但是，西方专家的判断仍有分歧，许多人不看好中国这个宏大目标，认为过度急躁膨胀，因为中国的科技实力短期内仍无法与西方匹敌。在缺乏关键技术的情况下，中国目前可以做的是：一、运用雄厚外汇储备在全球并购公司、收购技术；二、挖角人才，从西方企业、韩国、台湾等地重金礼聘；三、知识产权的工业间谍战，直白地说，就是游走于灰色地带的“偷窃、侵权、模仿、山寨”行为。
对照台湾发展路径，自1960年代以来，台湾产业跟随西方国家全球价值链步步爬升，制造技术虽不断精进，但一碰触到西方高端品牌领导厂商（买主端）便裹足不前，遭遇难以跨越的终极障碍。台湾经济起飞半世纪，目前只有极少数厂商，例如台积电，在全球价值链中具有领导厂商地位，并发展出完整的半导体制造生态体系，但这条路径基本上也是跟随著西方核心技术与市场霸权的发展模式。台湾在地缘战略上依赖美国支持，经济规模属于中型，因此演化出“跟进策略”，按部就班攀爬全球价值链阶梯，对核心国家的市场需求反应灵敏，整体产业与全球供应链高度整合。因此，台湾资本的外移方向，便与全球价值链国际品牌商（买主）紧密连动。
自1980年代末，台湾企业西进中国以来，世界经济、台湾经济、中国经济的地景都发生剧烈的形变。过去三十年，台湾对外投资高度集中在中国，所谓的“全球化”便引来实际上是“中国化”之讥。然而，这种形态的全球化，其根本的结构动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再分工的结构调整，也反映了全球价值链的移动向量。台商西进具有多重效果，包括驱动台湾产业升级，但也有“掏空台湾”的疑虑。2000年代末期以来，随著全球价值链的再度移动，台商展开新的布局，对中投资的集中度在最近几年显著减低，除了在中国获利率下降，部分原因也反映一些台商对中国风险意识的提升。
探讨台商、广东模式与中国发展的互动关系，一个主要目的就在论证由无数大小规模台商长期集体累积的作用，对当代中国与台中关系造成的巨大影响。
过去十年，广东台商遭遇来自全球价值链与中国政府产业升级的双重压力，走向了不同的出路：关厂、内迁、外移与就地转型（有的厂商同时运用多个选项）。这也使得珠三角地区，尤其是深圳与东莞的台商情势，发生极大变化。目前升温中的美中贸易战更促使台商加速离开中国。
与此同时，中国出口导向经济也开始出现质变迹象：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中国发展道路主要是“打造世界工厂”；最近十年，中国政府利用中国作为“世界市场”的诱饵，尝试打造自己主控的价值链体系，却遭遇美国的强力挑战。以美国为首，对中国围堵的地缘政治态势也在形成之中。处于这双重风暴，在习近平口中“功劳簿上要记上一笔”的台商，是否还有可供北京操作的价值？作者认为，在中国追求世界霸业的想望上，台商仍有利用价值。第一个是政治身分上的价值，第二个是产业升级上的价值。
政治身分：台资一直是中国对台统战的重要“媒介”，首先是对台宣传的价值。在博鳌论坛上，习近平再忙也要“抽出十分钟接见台商代表”。几十年来，中国政府因为统战需要而赋予台资“特殊优惠”，这种优惠是因政治身分而衍生的“租值”。因此，一些台商除了一般商业营运之外，也以台商身分致力寻租活动（尤其是土地利益）。对北京而言，通过台商网络建立“跨海峡政商关系”，进而培育台湾的“在地协力者”，并不是一项高成本的交易。但是，台商作为一种集体“身分资本”，却在国共合作高峰期被认为贬值了。
相反地，两岸政治关系紧张，则会使身分资本升值。早在1995-1996年台海危机时，就有台商表示：“两边紧张，有战争危险时，中共会对我们更好，巴结还来不及！”目前，美中关系与台海关系皆紧张，台湾执政党是民进党，中国亟需加强统战，因此提出“惠台31条”，等于加码台湾人的身分资本。尽管台湾人身分资本在中国的可兑现性受到质疑，但是它作为一个象征符码，在台湾媒体上被大肆报导，造成有利北京的形象宣传。从过去的经验观察，北京最需要的政商关系是那些可以游走两岸高层党政网络的“跨海峡资本”，这类型政商关系即使台湾经历政党轮替，仍具有持续影响力。
产业升级：当中国产业升级策略遭到西方抵制，台资的价值就相对提高。中兴通讯刚遭受美国制裁不久，联发科便向台湾经济部申请对中兴销售晶片，经济部曾审查但随即放行。因此在美中贸易战与科技战乌云下，短期内，部分台商协助中国解决获取技术的燃眉之急，有赚取“机会财”的窗口。但总体而言，台湾晶片设计厂商的技术等级仍低于美国高通，其长期作用便受到质疑。“惠台31条”也有挖角台湾人才的意涵。中国正大力发展半导体产业，而台湾在半导体制造与测试封装产业链完整，累积经验丰富。中国从2000年开始建造先进的晶圆厂，就一直采取从台湾挖角的手段。
半导体是台湾产业的关键区块，但不是全部。台湾整体的产业发展是长期累积的能量，包括从传统产业中锻炼起来的工艺能力与经营管理的韧性。直到今天，传统产业通过升级，精进制造技术，有不少企业属于“隐形冠军”，甚至攀升到接近全球价值链顶端。但因为台湾的论述舞台，经常被“强国”、“帝国”、“争霸”、“一带一路”、“大基金”、“红色供应链”这样的霸权（宣传）话语所占据，所谓传产与中小企业的重要性被过度低估，而忽视它们已经进入高科技行列，并进行分散风险的多样化发展。作者对台商进行长期追踪研究，探讨台商、广东模式与中国发展的互动关系，一个主要目的就在论证由无数大小规模台商长期集体累积的作用，对当代中国与台中关系造成的巨大影响。台商将现代制造业引入中国，中国则将台商卷入其发展模式，我们至今仍生活在这个气旋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