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篇）
上篇讨论了厂商如何在新技术诞生、新标准制定等等契机出现时，超车赶过主导厂商的头，但未有讨论国家在当中的角色，这也是全球价值链这个理论框架相对欠缺的分析向度。在价值链的框架中，核心的行动者是厂商，但厂商难道是在一个政治真空的脉络中行动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对于国家如何扶植产业、发展经济，这个问题在二战之后一直都是社会科学的显学，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以及法学等视角出发，许多学者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林林总总的说法，至今也形成一个不小的次领域──发展研究。
本篇将从发展研究的一些成果来讨论国家如何扶植技术创新，从而带动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这种国家介入的极限在哪里。并且在最后，本篇会从这些研究的启示出发，讨论中国从改革开放以降对于产业发展、技术创新的作法，并评估它们的成效。
发展研究的启示：发展没有单一路径
二战之后，随着美国的外援计划而来的是各种发展药方。这些政策处方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担任过肯尼迪与詹森总统顾问的罗斯托（W.W. Rostow）。他著名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宣称，所有的经济体借由自由贸易以及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就可以让所有经济体像是英美等国一样经济起飞。罗斯托的现代化主张塑造了1960年代美国外援计划的轮廓，美国向盟友大量采购一二级产品并且提供低息贷款给它们兴建基础建设，这样的计划看起来在东亚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