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张晓辉病逝后的友人悼文。张晓辉的名字如今已少为人知，但他早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就成为政治受难者，1986年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三年。出狱后，张晓辉从事书店经营和出版行业，致力于经典作品的译介工作，但政治戕害给人生留下伤痕，也是中国大陆一代青年人壮志未酬的缩影。2019年1月22日，张晓辉因中风辞世，引发大陆知识界的深切缅怀。
从前只是读别人的悼亡文章，不曾想自己动笔写悼亡文章的那一天也来临了。2019年1月22日，我的挚友张晓辉，北大历史系1984级的肄业生，一位来不及因为他的才华、却因为1986年一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审判而在北大校史上留名的人物，匆匆离开了人世。
自从1990年代后期在万圣书园认识晓辉（当时他刚刚受聘为书店的学术总监），之后二十年我们一直断断续续地保持着往来。我们曾有无数次的聊天，虽然都是没有明确主题的日常闲聊，但这种“闲聊”也从来都是严肃的，我们谈出版、谈读书，听他谈音乐、电影，却很少谈及日常生活，更不会引入股市、房价这些话题。在他高贵充实的心里，没有这些琐事的容身之地，那种不劳而获的欢喜、廉价浅薄的快乐，更是不会落在他的心上。
我这里写下的，只是二十年来与他日常交往的点滴记忆。从他昔日同学回忆的诸多细节里，我知道这颗彗星的光芒曾有多么闪亮，虽然他同学中不乏才华横溢之士，他却是其中真正的天才。
而当我认识他的时候，这颗彗星已经离开了可以映衬它光亮的天空，收起了它的光芒。所以，这里记录的碎片远远没有那么光彩照人，它内含的温度也不易为局外人感受到，然而对于有幸亲炙到那种热量的我，却常常有一种把他送回天空的梦想。
正是有感于他的惊人才华和实际名声之间的距离，他的正直人品和颠沛经历之间的反差，他的朴素外表下掩藏着的高远阔大的心灵，我由衷感到这样一类生命值得在这世上留下更多的痕迹，值得让更多的人知道，曾有这样真诚、可敬又可爱的人格，在他们的时代、在他们身边存在过。而我们似乎还没有学会如何容纳他，善待他。
所以我愿意奉上我的记录。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1990年代末，我到北大读书，很快就在万圣书园认识了晓辉，因为谈得投缘，交往便越来越多。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畅快的日子，我感兴趣的话题几乎都可以在他那里得到回应。我们谈论最多的，就是书，我们的兴趣尤其集中在两个主题上：一类是涉及政治学尤其是自由主义的学术著作，另一类是20世纪那些彰显人类道德勇气的重要事件、人物或作品。
就前者而言，毫无疑问，晓辉在政治思想上完全是个自由主义者，我们经常聊起一些政治思想经典著作。让我意外的是，他对当代的作品也有非常深的兴趣，时而会提到罗尔斯这样的当代作者（后来他同友人合译了罗尔斯的《万民法》），甚至在考虑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对中国的意义。
除了对各种作品评头品足，我们还经常议论哪些好作品应该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文读者。没想到日常的讨论很快有了结果。不久他开始帮助吉林人民出版社策划选题，推出了一套人文译丛。我们根据手头的资源，选定了第一批书目，就各自去落实，他重译了茨威格的名著《异端的权利》，我则组织翻译了《民主的历程》、《变动中的民主》两部著作。
我那时初尝翻译，虽然没有经验，但改了一两遍后还是有点盲目的沾沾自喜。我知道他文字功夫很好，译稿给他看了之后忍不住问了一句“你看怎么样”。他好像遇到了难题似的，翻着稿子，最后找到了译后记，指着里面一处说：“我觉得这个字在这里用得挺好的。”他说得含蓄，但我一下子明白译文没有入他的法眼，当时几乎不好意思正视他。当然他这么说并不是存心取笑我，而是他确实有他的标准，不肯随意施舍赞美之辞。这是他的风格。
我们谈论更多的一类话题，是那些对人性提出了严峻挑战的历史情境，我们共同关注在那样一个时期人们的命运和作为，因为这些话题事实上也关乎我们自己。
除此以外，我们谈论更多的一类话题，是那些对人性提出了严峻挑战的历史情境，我们共同关注在那样一个时期人们的命运和作为，因为这些话题事实上也关乎我们自己。我们不厌其烦地谈论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设想着把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哈维尔（Václav Havel）、康奎斯特（George R. A. Conquest）的作品译成中文——后来他果然自己动手翻译了金博士的《寄自伯明翰监狱的信》。
身处那样一个时代，在这类话题上的相似阅读和相近感受，往往使人们能够相互辨识，从而彼此走近、彼此信任。我们正是如此。慢慢地，我习惯了读到什么好书，都忍不住和他交流，比如我当时读到余光中论翻译的妙文，以及思果（蔡濯堂）用翻译体改写的一段《红楼梦》，构思奇妙，吟咏再三，就拿去给他看，结果他也拍案叫绝。而他有时也会以他的眼光臧否人物，比如指出某位名家名实并不相称，译笔并不好。每当他发表意见的时候，我自然非常信任他，即使不是完全以他之是非为是非，至少也是当作足够可靠的权威。而正是在这样日常点滴的交流中，他潜移默化地影响、提升着我的品味和鉴赏力。
他的内心是一座宝藏
除了书籍，晓辉还有多方面的兴趣，只是我在这些方面基本是空白，所以虽然听他对牛弹琴般地聊过许多，但一直未进入其中。
电影是他很看重的一个爱好。他在新浪微博有账号，平时不太发言，仅有的发言中很多都在转发电影资源。他在电影上似乎有比较独特的口味，既不喜欢一般的好莱坞电影，也不追艺术电影，以前他跟我谈得比较多的，有《发条橙》的导演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公民凯恩》的导演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此外还有著名悬疑片大师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除了最后这位，我对他谈论的都没有感觉，我对电影看得很少，基本停留在1980年代那些译制片的层次上。结果有一次他似乎突然发现了什么，说：“我知道了，你的内心比我明媚。”也许是吧，总之他最看重的那些导演和影片都没有打动我，甚至没有让我产生兴趣。不过我知道这些构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我能想像，他一个人在北京出租房里的时候，电影一定陪他度过了很多时光。
有一次他似乎突然发现了什么，说：“我知道了，你的内心比我明媚。”
他也是非常有眼光的古典音乐鉴赏者，不仅熟悉那些乐曲，而且知道哪个音乐家的哪个版本最好，对好的作品常有发自内心的赞叹。为了启迪我，他经常送一些CD给我。他当年送的《贝多芬1-32首钢琴奏鸣曲》（威廉·肯普夫）、《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全集》现在还列在书架上。几年前，他知道我做了父亲，又送了一套“大禾花”（The Originals）经典合集50CD给我，说收录的都是很好的版本，可以给孩子听。我知道他经济上并不富裕，每次也没有问他要花多少钱，只是径直地收了下来，然后……束之高阁。
他还有一副漂亮的金嗓子。这是在万圣书园的一次员工联谊活动中发现的，他引吭高歌一段《欢乐颂》，引来掌声雷动。当然座中的人已不惊奇，大概早有见识，我却惊叹不已，这分明已经可以登台演出了啊！没想到身边居然有一位歌唱家！之后听说，他早在中学时代就组织全班合唱过《欢乐颂》，这又让我赞叹了一番。
后来有一次，趁着在校园里散步的机会，我拿出一本外国歌曲集，其中有一首我曾经听过而深深留在记忆里的曲子《宁静的湖泊》（Sleepy Lagoon）。我自己不会识谱，就请他唱一遍。他也没推辞，毫不费力地对着谱子，把完整的旋律哼了出来。我有很久没听到那支曲子了（那时候找支冷僻的曲子并不容易），一时听得如痴如醉，久久不忘。以至于很多年后我做了父亲，一直想邀请他来家里做客，顺带给孩子做一次音乐启蒙。可惜我虽然表达过这个愿望，却一直没有着手安排，总觉得有的是机会，竟不知道他会这么突然离开……
此外我知道他还喜欢昆曲，对日本文化也浸淫很深。他虽然关注政治，并一度为凶险的政治漩涡所吞没，但他远不是一个离开政治就毫无趣味的人。相反，那次听他哼歌的时候，我就在想，他心里有一座怎样的宝藏啊！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再后来，我毕业离开了北大，他也离开了万圣，在长春和北京之间辗转漂泊。即使是在北京，工作也在不同出版机构之间变换了多次，而住地则往往在远郊。
我们见面已没有那么频繁，偶有见面的时候，我们依旧交流那些严肃的话题，不太触及彼此的生活境况。可是每次见面之后，一想到他每天要在住地和工作地之间奔波，想到他一个人在北京，要安顿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而很多时候不得不降低至一种最简易的安排，常常会感到痛惜，感到他在受苦。——可能他自己并不觉得，可能他精神上始终富足，能够“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可我依然觉得他在受苦，觉得他配得上另一种生活，让他有更好的环境发挥他的才智。
命运公正吗？多少才智平庸的人依傍着体制过着安稳的、毫无创造的日子，而像他这样最需要一种安定生活、以便可以把杰出才智贡献于社会和学术的人，却不得不在一种窘迫水平上挣扎谋生。他常常让我想到过往那些伟大的创造者，比如身陷穷困、却心里依然想着舞蹈、想着美的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比如生活条件极其简陋、政治上也承受着压力、却创造出不朽银幕形象的配音艺术大师邱岳峰，只是，他还没有机会把他的才智凝结出果实。
命运公正吗？多少才智平庸的人依傍着体制过着安稳的、毫无创造的日子，而像他这样最需要一种安定生活、以便可以把杰出才智贡献于社会和学术的人，却不得不在一种窘迫水平上挣扎谋生。
有时我也提醒他注意饮食和作息，他都不以为意。我知道让一个人改变固有生活方式极为困难，也就不再多说，更不去提体育锻炼的事情。看着他显得肥胖的身体，我完全不能把他和体育活动联系起来，也看不出他喜欢任何一项体育运动。然而，就在他过世后的这几天，我才知道他曾经是一位长跑健将，一度每天坚持长跑，还是北大长跑队的成员。那么，他喜欢体育吗？为什么出狱后不长跑了呢？
或许，我们不得不考虑那次政治事件对他的伤害。1986年4月，他因为撰写了一篇《青年马克思派宣言》，其中内容被当局认定是要推翻现行制度，而文章又在几位同学中间传阅过，于是被判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入狱三年。按我理解，这篇宣言只是他的思想逻辑的发展，他远远没有付诸行动的能力，所以他和其他看过的同学都没有想到会触礁。但他也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幸运的是，他在监狱里并没有受多少苦，同学去探望他，发现他似乎比以前还要健康，情绪也好。所以，除了失去了在学院体制里慢慢上升的机会外，他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然而如今看来，影响还是有的，出狱后他放弃了自己一度坚持的长跑，身体日益发福，最后也是因为突发重病而英年早逝。联系到他平时是那么自律的人，即使境况不好也从不沾染这种处境下人们容易染上的恶习，比如用游戏或者酒精麻醉自己，联系到他从不爱好、参与其他体育运动，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过去之所以坚持长跑，或许是出自他的自律和毅力，是他对人生远景朦胧规划的一部分，而不是出于对这项体育活动本身的喜爱。而这次的入狱在精神深处造成了无法复原的伤害，使他放弃了那种规划。
他不放纵自己沉浸在那种低端的快乐中，那是因为他品性高贵，他看不起那种快乐；他也继续在努力，做着他认为有益的事情，积极推动在中文世界出版好书，然而他已经知道自己道路的限度，知道自己不可能重回天空，做一颗灿烂的、光照四方的星辰。在这一点上，他还是被改变了，不，是被伤害了。
可惜我们都醒悟得太晚；或者，即使醒悟了，也无能为力。
他过去之所以坚持长跑，或许是出自他的自律和毅力，是他对人生远景朦胧规划的一部分，而不是出于对这项体育活动本身的喜爱。而这次的入狱在精神深处造成了无法复原的伤害，使他放弃了那种规划。
可能因为我是晚辈，与晓辉交往的时候，感受到的只是太阳最温暖宜人的一面。而他的同事、乃至朋友，则会提到他固执、有时甚至让人气恼的一面。而若是从孝敬高堂、生儿育女的眼光去衡量，则更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显得不划算，甚而引来了麻烦。
然而，像他这样天才般的人物，原本就不仅仅属于家庭。他把自己归属于人类，事实上他也确实属于人类，属于亘古以来不断累积的文明事业本身。他应该的去处，就是竭尽所能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争取以第一流的创造跻身于人类的名人堂之中；他的光和热，可能不为近处所感知，却能流传远方。
像他这样天才般的人物，原本就不仅仅属于家庭。他把自己归属于人类，事实上他也确实属于人类，属于亘古以来不断累积的文明事业本身。
而从晓辉的遭际可以看出——他那么天才，又那么自律、有毅力，内在地已经为未来的冲刺做好了准备，却被中途驱离了赛场——我们的时代并没有为容纳这样一个人做好准备。这里，我们哀悼他，不仅有私人的情感，也是为这样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而扼腕。
安息了，晓辉，从此不再漂泊了。愿你在另一个世界，有书、有音乐、有电影、有亲人陪伴。
（林猛，大学教师，政治思想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