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悼念六四事件的合理性，今年继续受到来自青年一代的质疑，至少7间大学学生会表示，将缺席支联会维园六四集会，同时，至少4间大学学生会表明，不会举办或出席任何与六四相关的悼念活动，认为平反六四并非港人责任。
在大学学生会切割六四的同时，课堂内对六四历史的教授也越见困难。初中历史课程改革，课程大纲咨询文件继续排除六四事件，惹来社会舆论批评，这意味著将来的历史教科书有否涵盖六四，取决于教科书出版商是否自行加入内容。另一方面，中学六四教育的辅助内容——民间剧场“六四舞台”，自2016年起，其演出的学校数目便由以往的40多间骤跌至28间。今年，六四舞台共有26场到校巡演，另有两场在教协场地演出，出席率均不足四成。
当年轻一代主动切割六四，而六四教育资源又慢慢流失时，六四记忆的传承会否逐渐式微？在思潮与课纲都不利六四传承的情况下，老师对学生的面授更显重要。历史老师作为历史记忆传递的重要一环，他们现在是如何向学生教述六四的？他们自身又对六四有著怎样的情感和思考？本土主义思潮对他们的教学有造成影响吗？
端传媒寻访了七十后、八十后及九十后出生的中学中史老师，三个世代的“历史人”，有怎样的六四教育方法，和各自的六四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