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港台三地同样出现所谓“文艺政治化”的争议：先是在中国大陆，德国邵宾纳（Schaubühne Berlin）剧团在南京演出易卜生的剧作《人民公敌》时，因为在互动环节中容许观众表达政见，遭到官方打压，所有演出被取消；接著在香港，旅英华裔作家马建原本应香港国际文学节邀请，到香港大馆出席活动，结果大馆先以“不愿成为促进政治利益的平台”为由拒绝借场，之后又疑因舆论压力改变主意，照原定计划“容让”马建的活动如常举行。
及后，在台湾金马奖的颁奖台上，台湾导演傅榆领奖时发表一句个人感受，“希望我们的国家可以被当成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这是我身为一个台湾人最大的愿望”，结果导致金马奖在大陆的直播马上中断，“台独”言论引发网上骂战，有人担忧金马奖“政治化”了。
这三件事涉及三个文艺领域，即话剧，文学和电影。有趣的是，三者都因为文艺“政治化”而引发争论甚至打压，仿佛政治取态本身便是禁区。中国政府忌惮文艺沾染政治，文艺仿佛变成了精雕细琢的金漆鸟笼，只怕被政治浊水沾污了纯洁的艺术追求。至于两岸三地民众，也有不少认同政治文艺“应该”分家——这不仅是因为不了解“政治”，也是源于对文艺的误解。
不是只有与政党、政策相关的才叫政治，政治关乎观点、态度和取向。深刻的文艺作品均带有作者的思索和视野，旨在与作品观赏者不断对话——这一公共开放的交流观念，已充满著政治性。同样的，公共生活涉及不同社会层面的价值判断、传播和交流，倘传播方式带有相当美感或感官印象，此即为高度艺术性之表现。为了进一步阐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敝文将从文化史角度展示两者之紧密连结，且以此重探艺术的公共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