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噩梦不可怕，可怕的是醒来现实就是噩梦，那该要如何戳破？流亡作家马建新作《中国梦》里的马道德，负责编织一个新的梦，去掩盖噩梦。11月初，记者来到香港新近开幕的文艺热点大馆，出席文学节关于《中国梦》的讲座，却戳破了香港文艺界的自由梦。大馆以政治利益去审视一个作家的讲座，对马建而言，是一种共产党特色：“把政治跟文学区分开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做法，是政治要管治文学的一种手段。”他反复提到，早在97以前，就知道红色政权要来到香港。
1986年来到香港，1997年受邀到德国教书，马建做每个决定，都义无反顾。生存条件往往是最后的选择，一个作家该做的事情，就是他的道路。高行健曾形容：“马建的作品却一直锋芒毕露，对文学形式的追求并不回避人类自下而上的困境。他冷眼观照人的生存状态，不哗众取宠，才使他的作品总有分量。” 《中国梦》里的文字，俐落冷硬，读下去不会让人迷醉，倒像现实伸出来的巴掌。许多年来他一直提到他不反对优美的词句，张爱玲的华美，也斯中英转换的聪明词句，还有高行健对纯美学的追求。但他也强调自己是一个人，一个作家只能回应真诚的个人经验。“我在伦敦，最大的感触，就是一个流亡作家恰恰是处在一个寻找自己的过程。是流亡也好，是移民也好，这种文学一直存在。包括马克斯，写资本论，他也是流亡作家。”马建说。
“把政治跟文学区分开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做法，是政治要管治文学的一种手段。”
流亡，本来就是一种政治
“流亡带给作家唯一的好处，就是首先你会对政治更敏感，第二你会通过这种距离感，看到那座山越来越远，再看到整座山的全貌。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流亡作家的记忆，远远超过活在那个地方的人。因为人一离开，抓住记忆比什么东西都重要。在里边的人，今天的生活，下个星期就忘记了。生活一天一天叠起来，很快就过去了。”他至今认为，在这种距离感之下，在另一个地方看中国这个社会，不会有一种失落感，恰恰有一种更真实的体验，是观察那个地方最好的方法。“许多事情，里面的人根本不知道，当地人所知道的是想像的，听说的，你看到的却是真实的。”
在伦敦成为最后的流亡之乡以前，香港不是马建的第一个流浪之地。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马建已抛下摄影记者的工作，离开常被监视搜查的北京住处，冒险流浪到中国的穷乡僻壤去，最后去到西藏布达拉宫，回来后，写出《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挑衅异域的信仰，描绘犯禁的主题。到出版之时，他早已流落到香港。一切的查封批判，都阻挠不了他的笔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