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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读过金庸还常常读，在我看来是件颇为羞耻的事。认为金庸是二流小说家，主要是觉得金庸的小说只算爽文变种、即便意在复杂也是种单薄的复杂，更不喜里面潜藏的父权价值（当然后期作品尤其《笑傲江湖》中有深刻反思）。
但爽的特质大概也是我常常会读金庸的隐秘动机，毕竟脑洞出人意想又伏笔合理、结构大开大合富於戏剧性、人物生动而且个性鲜明、真正构筑了一个任想像驰骋的世界。“爽”只是情节发展的借力点，爽的表象下也有种种悲喜。越到后期金庸越不再做黑白分明如“侠之大者”的宣道，更多试图使人对武侠世界（某程度上也是世俗生活）的灰色和人性的灰色有种“同情之理解”，继而在灰色之中厘清自己内心的黑白尺度。即便只将金庸的小说视作为快感而阅读的通俗作品，它依然别具魅力。
第一次在心里为金庸的地位“平反”，是因为大三时选了门“中国武侠小说史”，顺带读了不少金庸以外的武侠小说。在梁羽生、古龙、黄易和还珠楼主之贫乏、平庸、粗鄙的衬托下，才意识到金庸的可贵。这不仅因为金庸的任意一部长篇都能毫不费力地数出十几乃至几十个具有复杂魅力的人物，更重要的是在“武”所对应的权力和暴力之外更有“侠”的潇洒和温厚。放在武侠小说这个爽文分支里，金庸的作品因为戏剧张力和充沛想像力更“爽”，也更符合“小说”观照现实和处理复杂人性的期许。
但这其实不算是文学价值的平反，只是由于金庸作品的传播度，它蕴含的良知、责任、友谊、勇气、独立这些品质，的确深刻地影响了它的受众。一个可以类比金庸的系列大概是哈利波特，它们都在广泛感染读者之余，带来关于人性的启蒙和慰藉。
很特别的一点是，金庸实际上塑造了相当部分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和士人精神的想像，某些意会多过言传的气质和风采有了大众层面可以共鸣的形象寄托。主要角色中，黄药师和萧峰/郭靖分别非常能代表传统士人的形（放浪形骸无所不精）和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家国责任感），而令狐冲的存在除了反映极权社会消极自由之难，也是魏晋风流的想像延伸——巧合的是两个时代的背后都是极端的杀戮和混乱。
这特质某程度上也带来一种张力，因为传统士人精神也包含了传统家国观念和宗法价值。金庸本人写社评、写影射小说、积极影响社会，便是出于这种传统文人的家国责任感。如传统士人般进而宗庙、退而江湖的定位，也给他的评价留下很大暧昧空间。另一方面，即便金庸在后期作品中有所反思，比如一步步解构侠的概念、一步步修正民族国家的观念，这也是一种僵硬而有限度的反思，如《鹿鼎记》看似给满汉之分来了和解，但又把矛盾指向夷夏之分，和现代文明观念有很大出入。对于当下扭曲的爱国主义，金庸实际上既提供人性的解药也提供了国族观念的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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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月内地媒体“界面文化”出过一篇关于宫斗剧20年变迁的评论，认为影视剧“江湖”退回到“后宫”的选择，象征着侠客梦的破灭，或者说是党同伐异、尔虞我诈的后宫取代了善恶分明、自由自在的江湖。由于影视剧和通俗读物的影响，眼下的中国社会，人们倾向将政治/历史想像为一场基于私利和个人恩怨的权力倾轧的观点，去历史的历史观几乎成为“常识”。
“江湖”退回“后宫”值得警惕，但“江湖”自身未必不值得警惕，“江湖”同样生产去历史的关于权力倾轧的历史观和去道德的关于丛林法则的价值观。侠客梦有时是种权力梦而不是反权力的，因为侠客的权力来自自身的绝对力量和江湖秩序，只被更强的绝对力量制裁。戴锦华说她在年轻一代身上观察到了对权力逻辑的体认，而它与通俗写作潜移默化的影响分不开。我想武侠小说的权力想象也是其中一环。从“侠以武犯禁”的朱家郭解追溯，到血腥的水浒，到民国旧派武侠，武侠小说中更常见的是制裁的快感、以暴制暴的威慑力，少见侠义精神和权力反叛。金庸的确用士的精神给“侠义”注入了内涵，但也同样加固了这种权力逻辑。
有意思的是，按照从越女到陈家洛的时间顺序，金庸世界体系里的侠义精神也是在逐步破产的，与之相伴的则是武侠世界里权力不断被收束，开始有了师承、有了五绝体系、有了门派、有了官方侠客。这是金庸版的“江湖”退回“后宫”：随着武侠制度的完善和侠客自由的缩减，侠义正在消亡。
侠的出现源于社会机制的失效，侠的破产则随着现代社会和法治国家的成型，而贾樟柯当年宣传《天注定》形容这是一个“残侠时代”，是结构性暴力面前退无可退的 a touch of sin（与之相映成趣的是胡金铨翻译成a touch of zen的《侠女》）。侠义精神值得珍视也事实上也与公民价值相容，而我们真正该理解和处理的，恐怕是有关“残侠”的结构性暴力和应激性暴力，是武侠小说中那些无名无姓却可能无端丧命的你我他。
（张淼，半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