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前，曾经身为红卫兵一员的徐友渔在他的著作《形形色色的造反》中这样形容1968年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对于人数众多的中学红卫兵来说，上山下乡运动是使他们对文革、甚至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体制反感的重大原因。”毛泽东一声令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1700万人的青春命运从此改写。壮志凌云“奉旨造反”的红卫兵们，下乡后却集体经历了一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神话的彻底幻灭。
所以徐友渔认为，红卫兵在1968年后才开始“灵魂深处的造反”。
这位旅美中国自由派学者七月初应邀到台湾，出席由龙应台基金会举办的系列讲座其中一场。他以“1968：形形色色的造反”为题发表演讲，指出了1968年的独特意义——西方学运正值方兴未艾之时，中国学运却已开始退潮。被依最高指示下放的红卫兵们告别了故土和亲人，也告别了之前的政治信念，更必须直面中国农村惊人的贫穷与落后。一代人终于从狂热的个人崇拜中逐渐清醒，日后，他们也大多程度不等地否定了文革。
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曾经保证文革绝不会重演，但在徐友渔看来，文革却正在回到中国的现实中。他在演讲的答问环节中指出：“文革结束得那么悲惨、那么暴力，最高领导人信誓旦旦保证过文革不会重演，但文革就是回来了。”尽管如今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又已诞生，文革难以被百分之百复制，但徐友渔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已经在恢复文革。“这不但是可能性，而且是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