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阵子不少香港作品都在重构本土的1960年代，例如一条裤制作的剧场《1967》、黄碧云的实验纪实文学《卢麒之死》、罗恩惠导演的纪录片《消失的档案》，以及赵崇基导演的剧情片《中英街1号》等。几部作品的风格和言说各异，但都似乎在寻找抗争文化在香港历史中曾经的演练，以至参与者的各种挣扎和困顿。
在今天香港社运低沉的当下，回到火红的六十年代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值得鼓励的，但近日不少评论似乎都特别在意把当中的中国影响和所谓的本土意识分隔开来，称前者是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利用，后者才是真正的本土觉醒和在地民主，例如把66年的九龙骚乱和67年的全港暴动根本地分开处理。这种太在意的区分，其实只是间接表现出问题的复杂性。六十年代的香港抗争文化本来就跟中国的政治状况和毛主义的传播息息相关（注一），简单地把中国跟香港二分，或是把共产党看成是年轻人的思想荼毒和控制者，我觉得对当时的参与者和这段历史都不一定公允。
毛主义对世界左翼的吸引力与影响
我不想在此纠缠什么才是历史的真相，如所有地方一样，当时的香港有各种思想博弈，横看成岭侧成峰，今天我们希望看什么基本上都可以看到。我反而希望绕一个圈，重看毛主义在国际左翼的位置，以思考左翼的本土可能。毛主义（不一定等同毛自己）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确实都是外来思想，但也同时引发在地的各种新鲜思考和反省，既是有组织的外部影响，也是无组织的民间自发研读。毛主义在世界左翼中最大的吸引之处，正是它的反教条化。人们在毛主义当中看不到一套可以照搬各地的革命蓝图，反而是因为意识到革命没有蓝图，行动者必须尊重在地的特殊性。毛主义在各地很快被吸收为针对自身政治状态的思想资源，难分复制还是自创。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毛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本土主义。
或者，理论和实践之间无法逾越的距离，才是毛主义最失败的地方。作为一种思想，毛主义在六、七十年代能够成为世界左翼的重要理论资源，主要是因为当时西方左翼对苏联政府逐渐失望，无论是史太林（斯大林）的极权，或是赫鲁晓夫（赫鲁雪夫）的反动，似乎都在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承诺，世界很多地方的抗争者都需要新的思考予以带领自己的政治实践。